威海市学校安全行政责任追究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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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药管理局


药品包装管理办法

1988年2月12日，国家医药管理局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包装管理，保证药品质量，特制订本办法。凡药品的管理、科研、生产、经营单位和生产药用包装材料、容器的企业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医药管理部门和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必须有专职或兼职的技术管理人员负责包装管理工作。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部门应设立机构或委托具备条件的单位负责药品包装质量检测工作。

二、包装基本要求
第三条 药品包装必须符合国家标准、专业标准的规定。没有以上标准的，由企业制定药品包装标准，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部门和标准局审批后执行，如更改包装标准须重新报批。无包装标准的药品不得出厂或经营（军队特需药品除外）。
第四条 药品生产企业在申请新药鉴定和新产品报批前，必须向所在省、市、自治区医药管理部门报送所采用的包装材料容器装药的稳定性、渗漏性、透气性、迁移性以及与包装材料、容器之间的配合试验数据和测试方法的报告，并附包装质量标准，经批准后才能申报鉴定。
第五条 药用包装材料、容器必须符合国家标准、专业标准或地方、企业标准，凡生产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容器的企业，必须通过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部门向国家医药局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发给《药用包装材料容器生产许可证》才能生产。
第六条 在正常储运条件下，包装必须保证合格的药品在有效期内不变质。
第七条 药品包装（包括运输包装）必须加封口、封签、封条或使用防盗盖、瓶盖套等。标签必须贴正、粘牢，不得与药物一起放入瓶内；凡封签、标签、包装容器等有破损的，不得出厂或销售。
第八条 药品的运输包装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暂无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的运输包装，必须牢固、防潮、防震动。包装用的衬垫材料、缓冲材料必须清洁卫生。
第九条 各类药品的运输包装必须符合其理化性质要求。凡怕冻、怕热药品，在不同时令发运到不同地区，须采取相应的防寒或防暑措施。
第十条 药品运输包装的储运图示标志，危险货物的包装标志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的规定。

三、工作人员
第十一条 包装管理人员必须具有中专或高中以上文化水平，并经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具备药品包装技术和管理知识。
第十二条 包装操作人员必须熟悉本岗位操作规程和职责。
第十三条 对包装工作人员必须定期培训，学习有关药品包装的法规、标准、包装材料、包装机械、包装技术等基本知识。
第十四条 对包装操作人员必须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凡患传染性疾病者（包括隐性的），一律不能参与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工作。

四、包装厂房
第十五条 包装厂房应适合所包药品的包装操作要求，其流程布置必须防止药品的混杂和污染。
第十六条 厂房的建筑和结构设计要能防止昆虫等进入，室内表面（墙、地面、天花板）光滑无缝隙，便于清洁和消毒。
第十七条 凡有药品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包装区域，必须达到《药品生产管理规范》和《中成药生产管理规范》所规定的洁净度要求，并定期进行检测。

五、包装材料
第十八条 凡选用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包括油墨、粘合剂、衬垫、填充物等）必须无毒，与药品不发生化学作用，不发生组分脱落或迁移到药品当中，必须保证和方便患者安全用药。
第十九条 凡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包括盖、塞、内衬物、填充物等），除抗生素原料药用的周转包装容器外，其他均不准重复使用。
第二十条 标签由车间派专人领取，限额发放，做好记录，实用数与发放数要核对无误，领、发人均须签字，已印有批号的剩余标签，不得退回仓库，指定专人及时销毁，做好记录，有关负责人签字。
第二十一条 药品生产企业和分装单位凡订购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必须在签订购买合同时明确包装材料卫生要求。不需药厂清洗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其生产环境卫生标准必须符合《药品生产管理规范》和《中成药生产管理规范》所规定的洁净度要求。
第二十二条 直接接触药品（中药材除外）的包装材料、容器不准采用污染产品和药厂卫生的草包、麻袋、柳筐等包装。
第二十三条 标签、说明书、盒、袋等物的装潢设计，应体现药品的特点，品名醒目，文字清晰，图案简洁，色调鲜明。
第二十四条 标签、封签、盒、袋等物的装潢设计，严禁模仿或抄袭别厂的设计。
第二十五条 一般药物的标签内容应包括：注册商标、品名、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文号、主要成分含量（化学药）、装量、主治、用法、用量、禁忌、厂名、批号、有效期等。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和外用药品必须在其标签、说明书、瓶、盒、箱等包装物的明显位置上印刷规定标志。单盒、袋等包装物上文字说明的内容，与标签内容类同。如标签、单盒面积过小，内容可以从简，由说明书详细介绍。说明书除标签所要求的内容外，还应包括：成份（中成药）、作用、功能、应用范围、使用方法及必要的图示、注意事项、保存要求。根据销售地区的需要，可加民族文字。
第二十六条 药品再分装的标签，必须加注原批号，分装日期、分装单位和责任者。
第二十七条 注册商标应当印制在药品包装容器或标签的显著位置上，“注册商标”字样或注册标记应当印制在商标附近。
药品包装容器或标签过小不便印制商标和标明注册标记的，必须在其较大的包装容器或标签上印制商标并标明“注册商标”字样或注册标记。
第二十八条 原料药标签的文字内容必须有品名、注册商标、批准文号、标准依据、批号、生产企业名称、生产日期、有效期、毛重净重。
第二十九条 标签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出售或外流（包括印废的标签）。每批新印的标签和说明书必须留样存档，并注明印刷单位、印刷日期、印刷数量和验收入库日期。
第三十条 在药品的包装材料容器上不准印有与所包装的药品无关的文字和图案。

六、监督、检查、处罚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以上地方各级医药管理部门或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和处罚。
第三十二条 违反第四条规定的给予制药企业负责人批评，并责令立即停止使用及办理报批手续。
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五条规定，产品达不到质量标准的，企业主管部门即责令限期整顿。经整顿仍无效者，则令其停产或转产；凡已实施生产许可证的产品，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如擅自生产，除没收全部产品和违法所得外，还要根据情节，处其所经营产品价格的三倍至五倍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2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第七条规定的责令生产企业收回已出厂产品。
第三十五条 违反三、八、十条规定的责令停止生产和经营，并收回已出厂的产品，对违反单位提出警告，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100—200元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第十五、十六、十七条规定的要限期改进，如限期内不改进，必要时可责令包装车间停产整顿。
第三十七条 违反第二十四条规定责令停产，没收当年违法所得，并处以没收款数3—5倍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第二十九条规定的除没收转让或出售的全部标签、封签、说明书所得款项外，并处以1—3倍的罚款，对企业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企业所在地医药管理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九条 罚款一律上交当地财政。
第四十条 当事人不服处罚决定的，可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15天内向上一级医药管理部门提出申诉，要求复议。

七、附 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内所用包装术语定义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ＧＢ4122－83《包装通用术语》。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不包括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液制品的包装管理。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医药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1988年9月1日起施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1981年1月13日颁发的《药品包装管理办法（试行）》同时废止。


浅论胁从犯中的胁迫——威胁侵害非法利益应否归入胁迫要件

马云星



内容提要：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特有的一种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合理界定胁从犯对准确适用刑法处理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胁从犯案件，具有重要意义。而对胁从犯中胁迫要件的正确理解，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故本文拟以此问题为主要内容，通过以下几个部分的论述，从胁从犯的犯罪属性、胁从犯的刑罚等方面进行分析。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威胁侵害非法利益不应属于胁从犯构成要件中的胁迫。

关键词：
胁从犯 胁迫 非法利益

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胁从犯是指受胁迫而参加犯罪的人。对于胁从犯，刑事立法设置了较为宽大的刑罚幅度，以求体现我国对共同犯罪人给予区别对待的基本刑事政策。因此，为了在处理共同犯罪案件时准确的认定胁从犯，对其正确量刑，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和不枉不纵，从而实现刑法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就必须合理的界定胁从犯的成立要件，特别是对其中的“胁迫”加以正确地认识。
然而，由于刑法总则条文和各种有权解释都未对胁从犯成立要件中“胁迫”的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同时，学者对这一问题在各自的学理解释中又存在不同的见解。故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仍存有对胁从犯中“胁迫”的某些疑问。其中，“胁迫”应否包括他人以侵害行为人自身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换言之，侵害非法利益是否胁迫的内容，受此种威胁而犯罪是否构成胁从犯，便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如前所述，对胁从犯中的胁迫要件，包括威胁侵害非法利益在其中的定位，学理解释中已经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如通说认为，胁从犯中的胁迫一般是指精神上受到强制，如以损害健康、揭发隐私、毁坏财物等对行为人进行胁迫。 这里，通说仅仅是根据胁迫的本质，对胁迫的内容进行了一些学理上的列举。但是，通说的这种表述，并没有明确胁迫内容的合法与否，即没有明确界定针对行为人非法利益的侵害威胁，如恐吓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的“隐私”、毁坏他人犯罪所得的赃物、催逼赌债等等，是否胁从犯成立要件中的胁迫。因此，我认为通说的表述有模糊之处。与此相对，有的学者则明确指出：在面临胁迫时为保住非法利益而犯罪可成立胁从犯。 申言之，行为人受到他人以侵害自己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而实施犯罪的，可以构成胁从犯；侵害非法利益应该属于胁从犯中的胁迫。
比较以上诸种学说，我认为，那种将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也视为胁从犯中胁迫的观点，存在偏颇。相比而言通说则较为可取，但仍须加以澄清，即还需要明确地将针对行为人非法利益的侵害威胁从胁迫要件的范围内加以排除，方更为妥当。具体理由详见下述：
一、此种“胁迫”与胁从犯的犯罪属性不符。
首先，受胁迫而参加犯罪是胁从犯的本质特征，也是其在各共同犯罪人中获得最为宽大处罚的根本原因。而之所以胁迫能够对胁从犯的刑事责任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就在于它能够对行为人的精神造成一定程度的强制，使其因为惧怕自身利益的丧失或受到他人的现实侵害，而屈从于威胁实施犯罪。但是，我认为以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不应属于上述意义的胁迫。此种“胁迫”对行为人精神强制的程度，不足以达到刑法对胁从犯的构成要求。
作为非法利益的持有者，行为人应该明知自己的此种“利益”，如赃物、赌债、负案在逃现状等等，随时可能被国家、被害人或者其他人剥夺。所以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非法利益的丧失对行为人的精神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强制力，以及这种强制力是否足以达到刑法对成立胁从犯所要求的受胁迫程度，都存在疑问。换言之，从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角度，我认为，行为人在受到这种以侵害其非法利益为内容的“胁迫”时所产生的恐惧感，性质上属于其取得、持有非法利益这一先存事实而必然的附带后果。而具有通常智力和法律意识的行为人，应该对二者的这种因果关系存有明确的认识。故此时不论是相比那种侵害合法利益威胁所产生之恐惧的程度而言，还是行为人抗拒这两种恐惧拒绝犯罪的难度而言，上述两种胁迫的效果，差距都是十分明显的。相应地，前种情况成立胁从犯的合理性程度也要低的多。
其次，我国刑法对主犯、从犯和胁从犯，是采用按作用为主的标准进行分类。因此，确定胁从犯，我认为还是应该主要着眼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而这里所指的作用，也就是行为人实施犯罪给法益所造成的现实损害或危险状态。所以，如何衡量存在胁迫因素时犯罪行为使法益受到的危害程度，便成为确定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进而判定胁从犯的关键。这里，我认为学者的以下见解值得参考：被胁迫的程度……与其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成反比例。被胁迫程度轻，说明他参加犯罪的自觉程度大一些；相反地，其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也要严重一些。 据此，具体到因非法利益受侵害“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如前所述，其精神上受强制的程度微乎其微，远比合法利益受侵害威胁而实施犯罪的真正胁从犯具有更大的意志自由。因此从其行为对法益的危害程度来看，并不会因其受到此种“胁迫”而必然出现任何减轻的表现，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也不会因之而有所减弱。故将这种情况的行为人认作胁从犯处罚，有悖我国刑法对犯罪人分类的基本标准。对此，可能有人会认为：实践中受此种“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确属“情有可原”。而无视这种现实，仅以犯罪的法益侵害程度为标准，一概将行为人排除于构成胁从犯的可能之外，似有客观归罪之嫌。但是刑法学是规范学而不是事实学，什么样的因素是构成要件，只能根据刑法的规定来确定，而不能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来确定，也不能根据所谓“人之常情”来确定。
二、此种“胁迫”与胁从犯的刑罚不适应。
首先，从法律规定的表面考察。我国刑法总则条文为胁从犯设定了非常轻缓的量刑规则，即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一方面，刑法对胁从犯采用了“必减”原则，明确规定对于胁从犯“应当”而不是“可以”从宽处罚。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罚裁量幅度上，又规定对其实行减轻或免除处罚。故简单比较便不难看出，较之对主犯、从犯、教唆犯等其他共同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形态中出现的，如未成年犯、犯罪预备、未遂、中止等情况的处理，刑法对胁从犯的刑罚设置与为避险过当这样具有一定正当性的犯罪情形的设置基本相同，足以体现出立法者明显的宽大倾向。
而究其原因，我认为，依刑法客观主义的主张，这种对胁从犯的显著轻缓处罚，盖源于其独特的本质，即胁从犯所内含的法益冲突与权衡。详言之，尽管胁从犯的犯罪行为使国家或他人的法益受到危害，但其主观上却是迫于他人胁迫，出于自保生命、健康、财产等合法利益的目的；同时客观上这些利益也确实值得法律所保护。故两利相权，刑法正是基于这种法益的权衡，而将本应给予行为人的严厉处罚进行了修正。但是，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Commodumex ex injuria suanemo habere debet.）。 由于非法利益根本不应当受到法律的维护，因此，如果把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胁迫”也归入胁从犯中胁迫要件的范围，则必然会导致非法利益成为刑法保护客体的局面，从而彻底抹煞胁从犯设立及其刑罚特别设置的正当意义与价值。
其次，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如此轻缓的刑罚必然要求以相应程度的犯罪、刑事责任作为前提，即需要与犯罪行为对法益的侵害，及其应受刑罚惩罚的必要性相适应。否则，便失去了胁从犯设立与适用的合理基础，进而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受到以侵害自身非法利益为内容威胁而实施犯罪的行为人，不仅在主观上因此种“胁迫”的强制力微弱而存在很大的意志自由，实施犯罪的主观恶性和可非难性较大。而且，客观上受此种“胁迫”而实施的犯罪，无论是对法益的侵害还是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比真正的胁从犯，也没有任何减轻的表现。因此对这种行为人适用胁从犯的量刑原则，必然会造成对犯罪分子的轻纵，不利于刑法法益保护机能的实现。
同时，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当代罪刑法定主义中的“法”应当是良法、正义的法，而不包含恶法、非正义的法。如果承认受到这种“胁迫”而犯罪的行为人可以构成胁从犯，并获得减轻或者免除刑罚的处理。那么在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必然会出现刑罚分配的不均衡与不公正。与此相对，犯罪嫌疑人也可能以犯罪前受到他人的此种“胁迫”为辩护理由，获得从轻处罚。而这些都是一般国民的法感情和正义观念所无法接受的，也必然会造成对刑事法治正义性的动摇。
综上，我认为作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准确界定胁从犯的关键，明确刑法规定中胁迫要件的内容非常必要。而这其中，必须把那种以侵害行为人非法利益为内容的威胁或强制加以排除，从而澄清和弥补刑法理论和实践中在胁从犯认定问题上的模糊和漏洞，进而在各共同犯罪人之间更加合理的分配刑罚，充分实现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和作用。

参考书目：
《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 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
《犯罪通论》 马克昌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7月第1版
《刑法的基本立场》 张明楷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1版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张明楷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
《陈兴良刑法教科书之规范刑法学》 陈兴良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刑法总则案例教程》 黄伟明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2005年第1至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