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外汇收入划分问题的规定

上一篇: 交通银行关于印发《交通银行担保贷款办法（试行）》的通知
下一篇: 武汉市企业闲置设备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


丽水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办法

丽政令（2008）54号


《丽水市客运出租车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二○○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丽水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丽水市区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维护正常的道路客运秩序，保护合法经营，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促进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等有关法规、规章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客运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出租车），是指依照本办法及有关规定取得出租车客运经营权，根据乘客要求的时间和地点行驶、上下车及等候，按里程或时间计费，并有“出租”标志的租乘汽车。

第三条凡在丽水市莲都区范围内从事出租车经营业务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出租车经营者），以及出租车驾驶员、乘客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领导出租车行业管理工作。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是出租车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出租车行业管理工作。

市公安、工商、建设、财税、价格、质监、环保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做好出租车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完善出租车的基础服务设施，引导和促进出租车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支持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六条 市财政部门应将出租车管理经费列入政府财政预算，保证出租车管理的必要经费。



第二章 管理机构的职责



　　第七条 出租车管理机构的职责：

　　（一）根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制定出租车管理的具体制度；

　　（二）核发出租车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和出租车驾驶员服务（客运）资格证；

　　（三）配合价格、税务部门制定出租车统一收费标准、收费办法和收费凭证，并监督实施；

　　（四）配合环保部门抓好出租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

　　（五）配合公安部门对出租车行业的治安和交通安全进行管理；

　　（六）加强出租车从业人员培训，对出租车经营者的经营活动进行指导、协调和服务，对其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七）处理投诉和经营纠纷；

　　（八）查处经营中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出租车市场秩序。

　　第八条 出租车管理机构及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和执行本办法，公开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接受群众监督。出租车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应着装整齐，持证检查，文明执法。

第九条 乘客对驾驶员、出租车经营者的投诉，驾驶员对出租车经营者的投诉，出租车管理机构应自受理之日起15日内依法作出答复和处理。



第三章 开业、停业管理



　　第十条 丽水市区出租车发展，根据社会需求和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实行宏观调控。车辆发展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计划，报丽水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出租车的客运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定期出让，并确定合理的使用期限。客运经营权的出让，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公开拍卖、服务质量招投标等形式，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有偿使用所得主要用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出租车日常管理。

第十一条 从事出租车经营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按规定取得出租车经营权；

（二）有符合规定要求的驾驶人员和经检测合格的车辆；

（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与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申请从事出租车经营的，应当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上述规定的相关材料。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审查完毕，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向申请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并向申请人投入的营运车辆配发车辆营运证；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出租车管理机构应通过出租车经营权出让协议与经营者明确约定，出租车经营权不得转让、炒卖。因故不再继续经营的，由经营者提出申请，由行业管理部门收回经营权并重新配置，已交纳有偿使用费的，剩余年限的有偿使用费由有关部门退回原经营者。

经营期内转让炒卖经营权的，一经查实，由行业管理部门收回经营权，所交有偿使用费不予退还。

第十三条 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年龄不超过六十周岁；

（二）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并在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三）经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有关法律、法规和服务规范、服务知识、机动车维修、旅客急救基本技能等内容考试合格。

符合前款规定的驾驶人员，由所在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出租汽车驾驶人员应当持证上岗。

　　第十四条 未按规定取得出租车经营权的车辆不得经营出租车业务。

出租车经营者必须在批准经营范围内营运，不得异地驻点经营。下列情形属异地驻点经营：

（一）营运起讫点均在核定区域外；

（二）空载至异地后拦客回程至核定区域。

　　第十五条出租车经营者需要变更登记事项的，应在变更事项前分别向出租车管理机构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并向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税务登记。

第十六条出租车经营者要求停业的，应在停业前30日内向出租车管理机构申报，缴销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及收费凭证，并向税务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四章 营运管理



第十七条出租车公司应当加强内部经营管理：

（一）根据本办法和有关规定，制定出租车管理的具体制度；

（二）加强对出租车驾驶员的管理，组织从业人员学习出租车政策法规、营运知识，规范从业人员行为，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三）加强出租车车辆管理，依法缴纳各类规费以及上级规定应当参加的各类保险费用；

（四）处理投诉和经营纠纷，纠正经营中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出租车市场秩序；

（五）加强出租车安全管理，参与事故处理；

（六）积极组织开展行业文明创建工作，做好车辆及驾驶员的年度经营信用考核并及时报送有关报表、资料，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第十八条出租车除应当符合公安部门对机动车辆的统一规定外，还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顶安装出租车标志灯，装置显示空车待租的明显标志；

（二）车身两侧明显位置标明出租车经营者名称或标志，注明监督电话；

（三）车辆应贴有价格主管部门监制的出租车每公里标价签，实行明码标价；

（四）车辆技术状况良好，车容整洁、卫生；

（五）车内必须统一安装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定合格的计价器；

（六）装置经公安机关鉴定合格的防劫安全设施，备有消防器材；

（七）车内指定部位放置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

第十九条 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服从出租车管理机构的管理、监督、检查和业务指导。

第二十条 出租车经营者应对本单位从业人员经常进行遵纪守法、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下达的抢险、救灾、战略物资等紧急道路运输任务和指令性计划运输，由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出租车经营者必须服从统一调度，确保如期完成。

第二十二条 出租车驾驶人员在营运服务时，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车辆行驶证、驾驶证，出租车管理机构核发的道路运输证、出租车驾驶员服务（客运）资格证；

　　（二）仪表端庄，服装整洁，热情服务，礼貌待客，行车过程中不抽烟、不接听电话，为乘客提供优质服务；

　　（三）遵守国家外汇管理规定,不得向乘客套汇、换汇和索要外币；

　　（四）不得敲诈勒索、刁难乘客，严禁利用出租车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五）打表计费并保持计价器准确有效，不得故意损坏计价器或使计价器失准，并按照规定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请检定；

　　（六）出租车驾驶员在拾到车内乘客遗失财物时，应当归还乘客或及时上交有关部门，不得据为己有，不得勒索报酬；

　　（七）出租车必须按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使用统一有效的票据，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变相多收车费；对不按规定标准多收费或不给乘客发票的，乘客有权拒付车费；

　　（八）在营运中，车内无客时必须显示空车待租标志，做到招手停车，并且在核定的营运区域内营运，不得异地驻点营运、途中甩客、故意绕道、强行拼载乘客，不得在交通叉口和设有禁停标志的地段停车上下客；

　　（九）发现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应当及时报告公安部门、出租车管理机构或本单位保卫部门；

（十）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载客，但出租车驾驶员有权拒载携带管制刀具、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人员，无人照顾的精神病人，酗酒者以及其它危险人员；夜间22时后，有权拒载要求去郊区偏僻地段或拒绝去出租汽车出城口登记的人员。

第二十三条 建立出租车行业经营信用考核机制。分别由出租车管理机构对出租车企业实行经营信用考核，出租车企业对出租车车辆、出租车驾驶员实行经营信用考核。出租车行业经营信用考核相关规定由市交通局负责另行制订。

市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作为出租车经营信用考核基金。考核基金由出租车管理机构负责统一管理，并按经营信用考核相关规定结合年度考核结果进行奖励。

　　第二十四条 乘客在乘坐出租车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和超重、超宽、超长的物品；

　　（二）不携带污损车内卫生的物品；

　　（三）不向驾驶员提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要求；

（四）不按动计价器、损坏车内设施；

（五）不乱扔废弃物，不得吸烟；

　　（六）配合驾驶员办理出城登记手续。

　　乘客不遵守前款规定的，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拒绝或者中断营运服务。乘客污损车内设施的，应当赔偿。

第二十五条 乘客与驾驶员对营运服务发生争议时，可以立即要求驾车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处理；租车时起至受理时止的全部车费由责任者承担。

乘客投诉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失准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封存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及其附属装置，并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出租汽车里程计价表经检定合格的，检定费及由此造成驾驶员的经济损失由乘客支付；经检定不合格的，检定费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由驾驶员支付。

第二十六条 出租车尾气排放污染物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达不到排放标准的出租车不得上路行驶。

第二十七条 出租车管理机构可在市区乘客比较集中的车站、码头、风景点设立管理驻站点，实行现场管理，有关部门应予配合支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道路运输监督检查过程中，对没有车辆营运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的车辆经营出租车业务的，依据《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可以暂扣车辆直至当事人提供有效证明或履行处罚决定。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按《浙江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规定予以处罚：

　　（一）对未取得客运出租车经营许可证、营运证，或使用伪造、涂改、无效的出租车经营许可证、营运证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的，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收缴伪造、涂改、无效的出租车经营许可证、营运证，没收违法所得，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二）出租车驾驶员在营运中未按照出租车里程计价表显示的金额收取运费（与乘客另有约定的除外）、拒绝载客、强行拉客、强行拼载乘客、途中甩客、故意绕道及异地驻点营运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或者使用伪造、涂改、无效的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的，责令其停止违法经营，收缴伪造、涂改、无效的出租车驾驶员服务资格证，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四）未按规定对已经核准的车辆进行维护和检验、使用不符合相应技术标准的车辆从事出租车经营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经营者逾期不改正的，吊销车辆营运证、经营许可证。　　　　　　　　　　　

　　违反本办法前款规定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或者其他行政违法行为的，出租车管理机构应当移交公安机关或者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路运输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以权谋私、徇私舞弊、敲诈勒索、违法乱纪者，由其所在单位依照规定权限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主管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各县（市）可结合实际，参照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2001年11月27日发布的《丽水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丽政令第18号）同时废止。



试论民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奚玮
（安徽师范大学 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提供证据责任；证明责任；负担
摘 要：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并从提供证据的立场把握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是难以解决问题的。考察举证责任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举证责任理论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为其本质，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应为负担，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后果。

一、证明责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举证责任概念。古罗马法上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学者们概括的五句话中,即:“原告不举证证明,被告即获胜诉”;“为主张之人有证明义务，为否定之人则无之”；“事物之性质上，否定之人无须证明”；“原告对于其诉，以及以其诉请求之权利，须举证证明之”；“若提出抗辩，则就其抗辩有举证之必要”[1] 。依照上述用语，那时所讲的举证责任，仅指当事人提出主张后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的义务。后来德国继受了罗马法上举证责任的概念，但也仅指证据提出的责任，当所争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其判决或依人格的优劣以定胜负，或对不提出证据者为不利判决，甚至出现回避裁判的情况不一而足。纵观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之初，依然残存着依宣誓制度以断是非的现象。 [2]
在举证责任理论发展的前期阶段，学者们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立场把握举证责任的本质，对举证责任的解释就一直为主观举证责任（又称行为责任，立证责任，形式上的举证责任，证据提出责任）。对这种传统观念最先提出挑战的是德国法学家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他在1883年发表的专著《刑事诉讼导论》中首次提出客观举证责任的概念（又称结果责任，实质上的举证责任，确定责任，证明责任），把审理案件时争议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与法院在此情况下如何适用实体法联系起来，并以此为基点分析举证责任。他认为：真伪不明是案件审理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状态，它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是由案件事实本身的客观情况决定的。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作出裁判，这时必须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这就是举证责任的实质，即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败诉的后果。
证明责任的提出，突破了传统的举证责任概念的樊篱，提高了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且宣告了诸如宣誓这样的证据外的制度的终结。
继尤理乌斯.格拉查(Julius Glaser)提出证明责任的概念之后，罗森贝克和莱昂哈德两位德国学者相继著书立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证明责任的理论，使之很快成为德国民诉理论界的通说。经过日本学者峙本朗昭博士所著其博士论文《举证责任的分配》的介绍，很快传到了日本，成为日本学者奉行的通说。但是，证明责任成为通说，并不意味着证据提出责任的概念为证明责任所替代，而仅指在举证责任这个大概念下，又出现了证明责任这一层含义。[3] 目前，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
英美学者一般认为，举证责任概念的含义有两个：一个叫证明负担(burden of proof)，另一个叫举证负担(burden of production)。《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举证责任区分为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证明负担和举证负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当事人需要承担的两种独立的诉讼责任。证明负担又称说服负担（burden of persuasion），是指当事人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结果，能够说服事实认定者(陪审团或没有陪审团审判时的法官)，对该责任的负担者作出有利的认定。否则，如果需加以证明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对该事实具有说服负担的当事人则承担由此而生的败诉后果。
举证负担又称提供证据负担（burden of producing evidence），是指不管是哪一方对争执的事实负担证明责任，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均应当根据诉讼进行的状态，就其主张或者反驳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张的事实提出后，主张者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法官则拒绝将该事实提交陪审团审理，对方当事人也没有反驳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法官便将该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加以处理，决定主张者负担败诉后果。如果主张者就事实主张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对方当事人就产生了提供证据加以反驳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如果不提供证据加以反驳，那就等于表明他对所争执的事实没有争议。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把这种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法律问题，可以对不提供证据一方当事人作出败诉的判决。只有在主张事实的一方当事人提供证据后对方当事人也提供了证据加以反驳，从而使该事实形成了争议，法官才决定将该事实提交给陪审团审理。所以，这种提供证据责任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是转移的，即原告提出证据证明之后就转到被告，被告也要提出证据表态。
两大法系的证明责任理论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但本质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承认在举证责任的不同解释中证明责任或说服负担为其本质，其存在意义在于防止法官拒绝裁判现象的发生，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不发生倒置、转换或转移；而提供证据责任则是举证责任的派生或非本质性方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发生转换或转移。[4]

二、我国关于民事证明责任的理论观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均未提及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这个概念，只有行政诉讼法第32条提到了“举证责任”一词。但是该条文并未解释举证责任所包含的意思。其含义只能由学理基于立法规定及诉讼规律，并参照国际惯例加以解释。
当前我国诉讼法学界，关于民事举证责任的含义，概括起来共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至于当事人是否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与举证责任并无直接关系。这种观点偏重于当事人的提供证据行为方面，而不顾及举证责任和诉讼后果之间的连接，因而称之为行为责任说。
第二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括双重含义：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前者指当事人对所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后者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由于这种观点将举证责任与诉讼后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行为与后果两个方面对举证责任加以解释，因而称之为双重含义说。
第三种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后果。这种观点侧重于解决当案件事实于最终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判决何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因而称之为结果责任说。
笔者认为，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举证责任是一个总的概念，它又可以分为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在一般情况下兼指两者，但有时也可能仅指其中一种含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明确它的特定含义。尽管在案件事实发生争议时，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总是负担着首先提供证据的责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努力提供证据来避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证明责任并不是当事人不尽提供证据责任而承担的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提供证据或提供不出充分证据，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当事人就不承担证明责任。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在承担责任的原因和条件、责任发生的时间、责任转移与否、能否由双方当事人负担、能否预先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能否由代理人承担、能否强化等方面有着本质上的差异，[5]硬是将二者罗列在一个“举证责任”概念之下是不妥当的，也容易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将二者分开来解释，搞清楚它们的区别，使事实回到本来面目上去，对于解决理论和实践方面许多问题都有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明确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如果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界限，忽略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是一方当事人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上的不利后果，必然导致在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严重依赖法院，法院收集证据代替当事人提供证据，案件往往由于证据不足迟迟不能判决，法院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办案效率与质量难以提高。二是有利于正确地理解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这两个术语的特定含义，指导司法实际工作，规范当事人提供证据的活动以及应承担的证明责任，在败诉后，服判息讼。当事人在诉讼中虽然都要提出证据，但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与不负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在性质上是不同的。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依照证明责任所提出的证据是本证。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为否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并已有证据进行证明的事实，或者为抵销本证的证据力而提出证明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相反的事实的证据，称为反证。在证明的程度上，本证要比反证的要求高。本证必须完成对案件事实真相的证明才能免受不利判决。如果本证仅使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那么法院仍应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不利诉讼后果仍应由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而反证的目的在于推翻或削弱本证的证据力，使本证的待证事实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可达到提出反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果依职权不能调查收集到必要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应依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判定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不利后果仍应由提出本证的一方当事人负担。

三、民事证明责任的含义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作为法院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在诉讼中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当事人一方因法院不能认定这一事实而承受的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的负担。民事诉讼设置证明责任的目的，在于当案件事实真伪最终无法确定时，为法院如何裁判设定一种规则——谁对该事实负证明责任，就将由此而引起的不利诉讼后果判归谁负担。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要依据相关的实体法规定来裁判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这种裁判又必须借助对一定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来完成。但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无论是辩论主义还是职权调查主义下，民事诉讼中都难免出现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形。虽然法院对事实的真伪无法作出认定，但不能以此为理由而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这是由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决定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法院应当假定该事实存在，还是应当假定其不存在，这是作出裁判前必须作出的选择。显然，单靠证据本身已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设置证明责任，即法律或者法院预先依据一定的标准将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于双方当事人。在具体诉讼中，如果该事实因存在某种原因而无需证明或者通过当事人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查证活动已经被证明，法院就无需借助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该事实未被证明，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就需要按照预先设定的证明责任，将不利的诉讼结果判归一方当事人负担。
证明责任的含义表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所承担的责任。唯有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才能引起证明责任的适用。将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作为承担证明责任的理由是：根据司法三段论，法律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据此作出的判决即为结论。案件事实为存在，法律构成要件即发生法律效力，法官应裁判适用该项法律；反之，则裁判不适用该项法律。“在无法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存在时，规定该事实要件的法规当然无从适用，由此因适用该法规而带来的法律效果也就不可能产生”。[6]因此当判断发生特定法律效果所必要的案件事实存在与否无法认定时，法官为使裁判成为可能，只能假定该事实存在或不存在并以此为基础，作出产生或不产生相应法律效果的判决，这只能依靠证明责任制度加以解决，让负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是诉讼中难免出现的一种客观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裁判，证明责任就必然发生，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证明责任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案件事实真伪十分明确，谁负证明责任对于案件的处理都没有价值。第二，证明责任的适用条件是案件事实未被证明，而不是当事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责任是在事实没有得到证明或没有证明时所承担的一种责任，而不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提出证据所要承担的一种责任，也就是说不是应进行证明活动所附带的一种责任”。[7]在民事诉讼中，即使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未能充分履行提供证据责任，或提供的证据不能充分证明案件事实，但对方当事人承认或法院调查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使法院能对案件事实的真伪情况作出明确判断时，案件事实真伪分明，这时就不发生证明责任。第三，证明责任是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一项事实主张，只会产生一个证明责任。对同一案件事实真伪不明引起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可能由双方当事人承担。诉讼的胜败可能是按比例的，即双方当事人各有胜负，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所致的不利后果只能由一方当事人承担。具体由谁承担则是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当我们说民事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都负担证明责任时，是指他们对不同的案件事实负有证明责任，即原告对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被告对另一些事实负有证明责任。第四，证明责任的性质是法定的不利诉讼后果负担。第五，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不承担证明责任。尽管人民法院在特定情形下也要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和运用自己收集的证据，但由于证明责任不是指收集和提供证据的行为责任，而是当事人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的不利后果，因而不能据此认为人民法院也承担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只是根据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将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裁判由一方当事人承担。

四、从证明责任的本质看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向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几种学说：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3、权利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既是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又是当事人的一项义务；4、需要说，认为证明责任是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5、败诉危险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的危险;6、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案件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承担的不利后果。
笔者认为，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的研究，不能离开证明责任的本质。证明责任的本质是当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不利诉讼结果。在诉讼法学界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法律性质认识上出现的观点分歧，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对证明责任的本质认识有所不同。除了败诉危险负担说和负担说侧重于从结果责任上来认定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以外，其他各种学说基本上都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区别，都是从提供证据责任的角度来认识证明责任的性质，都是试图通过回答当事人为何要负担提供证据责任和法律为何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来对证明责任的法律性质加以认定。因此，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需要说都是值得商榷的。证明责任的性质应为负担，是当事实于最后仍真伪不明时，一方当事人所负担的不利后果。败诉危险负担说称证明责任的性质为负担败诉风险，实有不妥。在当事人因起诉而引起诉讼程序开始时，证明责任自然随之而产生，只不过在诉讼终结之前对特定的一方当事人来说尚处于一种未然状态。避免败诉风险是当事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目的，证明责任负担的是败诉这一不利后果，此时的负担已不是风险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不利后果，风险不过是一种可能性而已。[8]另外，从证据法设置证明责任制度的目的来看，主要是着眼于解决当出现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即将不利诉讼后果确定其最终归宿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江伟.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汤维建.论民事举证责任的法律性质[J].法学研究,1992,(2).
[3]何家弘.新编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陈刚.证明责任概念辨析[J]现代法学,1997,(2).
[5]陈桂明.民事诉讼法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等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7]张卫平.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法引论[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
[8]单云涛.民事举证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政法论坛,1992,(2).
（作者简介：奚玮（1968--），男，安徽芜湖人，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法律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研究，已在《政治与法律》、《人民检察》、《河北法学》、《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律师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法学论文30余篇。）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