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认定新闻媒介以新闻形式收取费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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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认定新闻媒介以新闻形式收取费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认定新闻媒介以新闻形式收取费用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甘工商广字［1994］161号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新闻媒介以经济动态、经济信息版等形式宣传企业形象和产品，并向客户收取高额费用，其本身属于广告，应按照广告管理法规严格管理。
199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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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的特征及其法律保护
Characteristics and Legal Protec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倪学伟 曾佐伶
Ni Xuewei Zeng Zuoling
摘要 分析计算机软件的法律特征，阐释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刑法保护与行政法保护，并提出计算机软件权利保护的有关结论。
关键词 计算机软件；法律特征；法律保护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 software, expounds copyright law protection,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rotec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and advances concerned about computer software right protection.
Key Words computer software；legal characteristics；legal protection
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1991年5月24日通过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计算机软件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计算机软件的核心是程序，而文档则是软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计算机是高科技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又一智力劳动成果。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特别是计算机家庭化进程的加速，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日显重要。我国计算机产业起步较晚、发展迅猛，其法律规定相对滞后，法学研究及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知识的普及仍十分缺乏。鉴此，本文着力探讨计算机软件的特征及其法律保护，促使我国早日出台《计算机软件法》。
一、计算机软件的法律特征
（1）计算机软件既是作品，又是工具，是作品性与工具性紧密结合的智力成果。计算机软件包括程序和文档两个部分，文档指“用自然语言或者形式化语言所编写的文字资料和图表，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文档与一般文字作品没有显著区别，其作品性显而易见；计算机程序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是用计算机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如使用Basic. Algol, Cobol, Fortran等语言编写，表现为数字、文字和符号的组合，构成符号化指令序列或符号化语句序列，与传统文字作品没有显著区别；目标程序是用机器语言编制的体现为电脉冲序列的一串二进制数（0和1）指令编码，直接用于驱动计算机硬件工作，保证计算机系统发挥各项功能，获得一定结果，因而又具有工具性特征。同一程序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是同一作品，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是同一作品的两类不同表现形式。可见，计算机程序具有源程序的作品性和目标程序的工具性双重特性。软件在调入计算机运行之前，首先表现为作品性，人们无法通过“阅读”或“欣赏”计算机程序与文档而制造任何有形产品和实现任何操作。但是，软件调入计算机运行时，则更主要地表现为工具性，即通过控制计算机硬件动作过程，获得某种结果。
(2)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最大、成本高，但复制容易、成本极低。
计算机软件是开发者智力劳动的结晶，具有原创性质。计算机软件开发必须经过功能限定、逻辑设计和编码三个步骤，要求软件开发人员必须具有丰富而超前的专业和相关知识，极强的逻辑和形象思维能力，了解计算机硬件的最新发展状况与发展前景，熟练掌握和使用编程语言。开发具有实用商业价值的计算机软件，通常需要按照专业化分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由一大批人共同完成，少数人几乎不可能开发计算机软件(传统文艺作品创作则不同)。可见，开发计算机软件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有充足的开发资金和良好的开发环境。计算机软件的高开发成本还决定绝大多数软件只能在一个或几个法人的组织和投资之下才能完成开发，单个自然人不可能成为软件开发的组织者和投资者。计算机软件的复制是指把软件转载于有形物体的行为，如把软件打印在纸上或穿孔在卡片上，把软件转存于磁盘、磁带或ROM芯片等等。复制是对计算机软件的客观再现，不改变软件内容，不影响软件本身的价值，复制后的软件以一定的客观物质形式体现，具有可感知性。计算机软件的可复制性决定其可以广泛传播和有效利用，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计算机软件复制成本低廉，仅为开发成本的数百万分之一甚至数千万分之一，致使非法复制他人软件牟取暴利成为可能。为此，必须严格保护软件权利，坚决打击软件的"海盗式"复制行为。
（3）计算机软件具有无形性，可以多次使用，但商业寿命较短。
计算机软件是智力劳动产生的精神产品，如计算机程序、说明程序的文档等都是智力劳动的直接产物，不具有任何形状，人们只有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和工具才能感知其存在。计算机软件的无形性与人类其他精神产品的无形性特征一致，从而决定计算机软件的使用不同于有体财产。有体财产在同一时间只能为一人或若干人共同使用，而计算机软件在同一时间可以为若干人分别使用。对有体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具有显见性，比较容易发现和防止。计算机软件只要不受操作失误、计算机病毒等影响，就可以无限制反复使用，软件亦不会受到磨损或损耗。但是，计算机软件又具有工具性，主要通过“使用”而发挥其功用，因而应该具有使用寿命，使用寿命在流通领域表现为商业寿命。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软件层出不穷的今天，计算机软件的商业寿命正日益缩短。一般而言，10年以上的软件效率差，实用价值不大，已很难有效占领市场。
二、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
（一）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
1972年11月，菲律宾版权法规定计算机程序是其保护的对象，首次确立了由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制度。目前，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规定计算机软件受著作权法保护。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规定，计算机程序按照《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而享受等同于文学作品的保护，计算机程序作品权利人享有与电影作品相同的“公共租借权”。可见，由著作权法保护软件已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广泛共识。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第3条亦明确规定计算机软件是 "本法所称的作品"，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潮流。
计算机软件是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理应由知识产权法予以保护。在现行知识产权法体系中，采用著作权法(不选用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计算机软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①著作权的取得不以新颖性为标准，不以达到特定的技术水平为条件。各国著作权法所保护作品的共同实质要件是独立创作性，只要作品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不是抄袭或剽窃之作)，法律都予以保护，而不论是否己有相同或相似作品。著作权法的"兼容性"保护，解除了软件开发者因为已有相同或相似软件而使独立开发的软件不能得到保护的顾虑，可以使一切形式的独立开发软件都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从而保证了计算机软件在最大范围内被开发和利用。②著作权的核心权项是复制权，未经许可采用任何手段复制他人作品，除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及强制许可使用外，皆属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所以，用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特别是保护软件权利人的复制权，可以使软件这一智力成果获得最有效的保护。③著作权法一般采取“自动保护”，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无须办理任何特别手续即自动取得著作权，此自动保护方式可以使众多计算机软件避免审查与检索等繁琐手续而获得有效保护。事实上，目前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尚无法有效审查与检索。
（二）计算机软件的刑法保护
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主要表现为著作权(版权)，归属于民事权利范畴。当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侵权人主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是，当民事责任不足以抵偿权利人所遭受损失，或不能有效威慑和防止侵权行为再度发生时，则必须以刑法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我国早在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即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规定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以及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权软件复制品的行为处以刑罚。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又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在中国首次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第217条)和故意销售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复制品罪(第218条)。此外，新刑法还规定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5条)，破坏计算机信息功能罪，破坏计算机数据、程序罪及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第286条)等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关的犯罪类型，对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权利给予了较全面的刑法保护。
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指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一般来说，中国公民和单位对其所开发软件（不论是否发表和在何地发表）都享有著作权；外国人的软件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者亦依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软件，依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共同参加的条约规定，也可享有著作权。本罪客观表现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它严重情节。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非法人的单位等。本罪主观表现为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的直接故意犯罪，即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
故意销售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复制品罪指以营利为目的，故意销售明知是他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其特征是：客观表现为销售他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复制品，且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其客体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使用权 (即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复制、发行等方式使用软件的权利)，其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观表现为故意构成，即以营利为目的，明知是他人侵犯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复制品而予以销售，如果不知道所销售软件是侵权复制品，则不构成本罪。认定本罪时应与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相区别。如果行为人销售的是自己制作的侵权软件复制品，则对行为人以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与制作侵权软件复制品人共谋，分工销售侵权软件，则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共同犯罪，应以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论处。
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罪，破坏计算机数据、程序罪，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等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关的犯罪，其侵害客体为复合型客体，既侵害了软件权利人的著作权，又侵害了国家的社会管理公共秩序。这些罪客观表现为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主观表现为故意构成，过失不构成犯罪。其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且多为具有丰富计算机专业知识，有较多机会接触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的高科技人员，单位不为犯罪的主体。
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期内，从事软件登记的人员和曾在此职位工作过的人员，不是为了执行登记管理职务的目的而利用或向他人透露申请登记者提交的存档材料及有关情况，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等犯罪，应分别以诈骗罪、盗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窃取国家秘密罪定罪处罚。在这些犯罪行为中，计算机只是犯罪的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犯罪的对象或客体，用计算机实施上述犯罪行为并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和构成。上述犯罪行为没有对计算机软件构成直接的权利侵犯，不影响软件所有人对软件权利的行使，因此，以上行为不能以计算机犯罪论处。
（三）计算机软件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法是调节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职能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版权局是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事务；地方人民政府亦已设立了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著作权管理事务。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受相应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当其权利遭受侵犯时，可依法受到行政法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包括计算机软件在内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从创作完成之日起即自动取得著作权，无须履行注册登记、交存样书等手续。鉴于计算机软件具有文学、艺术作品所没有的特殊性，因而必须对软件采取特殊的行政保护措施，如鼓励软件权利人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软件著作权登记等。尽管未登记的软件仍依法享有著作权，但不能得到法律的实质性保护，因为软件著作权登记是提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诉讼的前提，而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软件著作权有效或登记申请文件中所述事实真实的初步证据。已办理登记的软件发生权利转让时，受让方应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备案，否则不能对抗第三者的侵权活动。中国籍软件权利人将其在中国境内开发的软件的权利向外国人许可或转让时，应当报请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备案。
在计算机软件的行政法保护中，由国家软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法律制裁、行政处罚侵权人，对保护软件著作权具有重要意义。软件著作权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是行政机关，而不像软件民事制裁和刑事处罚由人民法院实施。软件行政处罚针对的行为是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目的是以实施处罚使行政相对人受到一定的精神痛苦或物质损失，使其违法行为受到公开的否定性法律评价，防止违法者重新实施违法行为，并警示一般社会成员。我国1996年 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对于未经软件著作权人同意而发表其软件作品、将他人开发的软件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在他人开发的软件上署名或者涂改他人开发软件的署名等行为，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侵权人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目前，尚不能对侵权人处以行政拘留，因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我国法律尚未对软件侵权人设定行政拘留的处罚措施。
三、结论
我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兼顾了世界发展趋势，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律体系。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是法律保护的基本形式，归属于民法保护，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诚信与公平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都适用于软件著作权保护法律关系。民事责任是侵犯软件权利的基本责任形式，其中又以赔偿损失最显重要(与软件权利更多地表现为财产权利有关)。在赔偿软件权利人损失时，我国采取过错责任原则，所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补偿，赔偿数额实行实际赔偿制度兼采惩罚性赔偿原则，目的是使侵权人承担的责任与造成的损害大体相当。
计算机软件的刑法保护是确保软件权利人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刑事处罚针对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使侵权者承担的责任和受到的痛苦大大超出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害，对于遏制犯罪、补偿受害人的损害，特别是给予受害人精神安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必须坚决执行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计算机软件刑法保护不允许法外施刑、罪刑不符，也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目前，针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犯罪有二：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和故意销售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复制品罪。此外，如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或其合法受让者同意而修改、翻译、注释其软件作品，未经合作者同意而将与他人合作开发的软件当作自己完成的作品发表等等侵权行为，因为刑法无明文规定，都不构成犯罪，侵权人可能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但不能以类推方式使其承担刑事责任。
行政法是国家主动干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的法律表现形式，其作用在于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维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确保政府向社会提供秩序和政策等特殊“产品”。行政法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一方面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以公力作后盾为软件权利人提供普遍性的安全保障，实现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注册登记、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给予特定的软件权利人以公力保护和救济。行政法实现计算机软件的权利保护，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属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行政权并产生行政法效果的行为，其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国家保护计算机软件的行政行为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是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单向性行为，不受软件管理行政相对人意志的影响。实施计算机软件注册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尽管没有软件权利人的申请，软件登记管理机构不会主动注册登记，但在软件权利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是否注册登记、发给登记证书则由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单方面依法决定，其单向性特征依然存在，从而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志性，与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协商性、契约性有显著区别。
行政法和刑法对计算机软件权利的保护属于公法保护范围，著作权法的保护属于私法保护范围。公、私法对计算机软件权利的保护可以兼容，当软件权利人的私权遭到侵犯时，侵权人应承担私法责任，即民事责任；当某一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软件权利人的私权，而且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则侵权人不仅要承担私法责任，而且要承担公法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在侵犯计算机软件权利的公法责任方面，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处罚力度和效果应协调化，在加强对严重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为的刑事打击的同时，遵循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国际发展方向，进一步理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司法实践中对侵犯计算机软件的行为给予公法处罚时，如果产生处罚竞合现象，则应按“出罚人刑”原则单处刑罚，而不能对同时触犯刑事法规和行政法规的同一软件侵权行为施以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双重处罚。此外，实体权利保护的公正性有赖于程序的科学性、时效性和合理性，我国颁布的《仲裁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典，对公平保护软件权利，构建和维持社会秩序及正义，实现现代社会的法律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次发表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曾佐伶 重庆大学教师。
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的关系
朝拜者
一、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概念的哲学剖析
（一）理论基础的概念
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一般而言，基础分为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客观基础是事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本身存在的，包括了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三方面。理论基础，顾名思义是最基本的理论，是事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基础，是人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理论基础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有多个，如是多个，它们则从不同角度提供依据，并且相互结合，形成一个中心，支撑这类法律或这门学科。
（二）性质的概念
性质是一个事物在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和本质不是等同的，性质表现在外，本质隐藏在内.认识事物的性质，是认识事物的第一个层次，认识事物的本质，是认识事物的第二个层次。
（三）价值的概念
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其存在基础在于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有用性。
二、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在哲学上的关系
对于任何事物而言，都会经历产生、成长、成熟、衰弱和消亡的发展过程。基础决定了事物的产生，因此对事物的研究当然得从基础出发。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历史主义，对事物性质的研究，从来都应该从该事物产生的历史中去寻找。而事物客观存在的固有属性即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具有不同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即价值的不同。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事物的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是研究其性质的出发点，事物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事物的不同价值，但对事物理论基础的抽象和概括又必须借助价值层面进行推衍。
三、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法的价值之关系
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基础而言，它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但对于“理论基础究竟是何物”这点学界却没有形成共识。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站在经济法价值的层面进行，必须从价值的层面进行推衍。
经济法的价值强调的是经济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即对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争议的追求。虽然学界对经济法的价值有众多的表述，具体包括了漆多俊教授的“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实质经济公平”、史际春教授的“实质正义、社会效率以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和邱本教授的“自由、竞争、秩序和调控”等，但笔者认为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都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于从社会整体出发，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这一点也为汤黎虹教授所认可。
在对价值做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对经济法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对于这点，笔者同意汤黎虹教授提出的法意理论构成要件，即对任何部门法理论基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法意而单独进行。但同时笔者认为经济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经济法涉及面广，实践性强，其理论基础具有当然的综合性，这一点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济学和法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贯穿其中，通过有机结合构成了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但无可置疑的是，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学方面，由“自由放任主义”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导致其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过渡，从个人价值的追求转向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关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避免个人福利的不当追求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促使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调控之法的产生的具有必要性。在法学方面，对于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从注重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法的理论基础为理论之本。法学理论经历了由“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最后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也决定了其对社会本位的追求，体现了经济法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法学理论基础是由其社会性即价值所追求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所决定的，纵然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性，但是笔者觉得这与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不一样的，民商法的社会性是在保障私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行政法的社会性是以控制行政权滥用为前提的，而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为了保障社会整体的公平为取向的 ，具有纯粹的社会性。
通过对经济法的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法理论基础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学层面的国家干预和在法学层面的社会性。
四、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法的性质之关系
在讨论了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之后，对经济法性质的探讨就有所依托。
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层面来看，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由经济下，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损害了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市场失灵严重，因此，国家干预随之而生。同时为了防止政府失灵的产生，对政府干预行为进行干预也就显得必要。这些导致了在经济学层面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由此可见，经济法既防止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失灵，但本质是为了防止市场失灵，即防止社会整体福利的不当丧失，所以在经济学层面，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法性质的社会法属性。
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法学层面来看，社会本位理念是经济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也是其目的所在。从法哲学角度来看，社会本位理念强调权利和义务的融合统一性、公私法的交融性、社会整体利益的优先性，促使了社会法作为一个新法域的产生。从目的角度来看，经济法是在于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功能，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由此，在法学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浓厚的社会法属性。
由上述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和法学层面得出经济法几乎相同的属性——浓厚的社会属性，因此，可以得出经济法是社会法的结论。
五、经济法的性质和经济法的价值之关系
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价值，或者经济法至少要将其主导价值定为社会本位。在社会法性质指引下的社会本位决定了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目的——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社会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法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所以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确认是一方面，但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又是一方面。
在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确认层面上，一方面，社会本位强调不应当在主体资质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特别是当权利义务的分配到涉及到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这时，国家作为主体就要进行必要的介入，从追求形式公平转向追求实质公平，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社会本位要求对市场进行干预，切实保护社会公益。市场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促使这一机制有效运转的内驱力是利己主义。而社会本位认为应当理性的看待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尊重但不能放任，给出了其追求的合理界限——即不得损害社会整体利益，避免个人成本的外化，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流失。
在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方面，正如汤黎虹教授提出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一体性、稳定性和协调性三个要求，社会本位要求政府在进行干预时必须合理保障国家、区域、地区、行业和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防止政府借干预权之行使来不当的获取政府权利。相反的，社会本位的导向要求政府干预时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视为政府干预的界限。
由此可见，经济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的固有价值，即对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
六、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的关系总结
综上所述，在哲学层面得出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关系的基础上，笔者从经济法的实际角度出发，对这三者在经济法层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的关系上，笔者结合汤教授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说，肯定了价值对理论基础的推衍作用，在运用汤教授提出的法意说和学说共识下，得出了理论基础的两大层面——经济学和法学上的内容。在理论基础和性质的关系上，笔者以理论基础为依托，得出了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在性质和价值层面，笔者肯定了性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从社会法的社会本质属性层面对确认政府干预和规范政府干预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经济法具有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
Characteristics and Legal Protec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倪学伟 曾佐伶
Ni Xuewei Zeng Zuoling
摘要 分析计算机软件的法律特征，阐释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刑法保护与行政法保护，并提出计算机软件权利保护的有关结论。
关键词 计算机软件；法律特征；法律保护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ses the leg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puter software, expounds copyright law protection, criminal law protec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protection of computer software, and advances concerned about computer software right protection.
Key Words computer software；legal characteristics；legal protection
国务院第83次常务会议1991年5月24日通过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计算机软件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计算机软件的核心是程序，而文档则是软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计算机是高科技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又一智力劳动成果。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应用，特别是计算机家庭化进程的加速，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日显重要。我国计算机产业起步较晚、发展迅猛，其法律规定相对滞后，法学研究及计算机软件法律保护知识的普及仍十分缺乏。鉴此，本文着力探讨计算机软件的特征及其法律保护，促使我国早日出台《计算机软件法》。
一、计算机软件的法律特征
（1）计算机软件既是作品，又是工具，是作品性与工具性紧密结合的智力成果。计算机软件包括程序和文档两个部分，文档指“用自然语言或者形式化语言所编写的文字资料和图表，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文档与一般文字作品没有显著区别，其作品性显而易见；计算机程序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是用计算机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如使用Basic. Algol, Cobol, Fortran等语言编写，表现为数字、文字和符号的组合，构成符号化指令序列或符号化语句序列，与传统文字作品没有显著区别；目标程序是用机器语言编制的体现为电脉冲序列的一串二进制数（0和1）指令编码，直接用于驱动计算机硬件工作，保证计算机系统发挥各项功能，获得一定结果，因而又具有工具性特征。同一程序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是同一作品，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是同一作品的两类不同表现形式。可见，计算机程序具有源程序的作品性和目标程序的工具性双重特性。软件在调入计算机运行之前，首先表现为作品性，人们无法通过“阅读”或“欣赏”计算机程序与文档而制造任何有形产品和实现任何操作。但是，软件调入计算机运行时，则更主要地表现为工具性，即通过控制计算机硬件动作过程，获得某种结果。
(2)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最大、成本高，但复制容易、成本极低。
计算机软件是开发者智力劳动的结晶，具有原创性质。计算机软件开发必须经过功能限定、逻辑设计和编码三个步骤，要求软件开发人员必须具有丰富而超前的专业和相关知识，极强的逻辑和形象思维能力，了解计算机硬件的最新发展状况与发展前景，熟练掌握和使用编程语言。开发具有实用商业价值的计算机软件，通常需要按照专业化分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由一大批人共同完成，少数人几乎不可能开发计算机软件(传统文艺作品创作则不同)。可见，开发计算机软件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和技术条件，有充足的开发资金和良好的开发环境。计算机软件的高开发成本还决定绝大多数软件只能在一个或几个法人的组织和投资之下才能完成开发，单个自然人不可能成为软件开发的组织者和投资者。计算机软件的复制是指把软件转载于有形物体的行为，如把软件打印在纸上或穿孔在卡片上，把软件转存于磁盘、磁带或ROM芯片等等。复制是对计算机软件的客观再现，不改变软件内容，不影响软件本身的价值，复制后的软件以一定的客观物质形式体现，具有可感知性。计算机软件的可复制性决定其可以广泛传播和有效利用，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计算机软件复制成本低廉，仅为开发成本的数百万分之一甚至数千万分之一，致使非法复制他人软件牟取暴利成为可能。为此，必须严格保护软件权利，坚决打击软件的"海盗式"复制行为。
（3）计算机软件具有无形性，可以多次使用，但商业寿命较短。
计算机软件是智力劳动产生的精神产品，如计算机程序、说明程序的文档等都是智力劳动的直接产物，不具有任何形状，人们只有借助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和工具才能感知其存在。计算机软件的无形性与人类其他精神产品的无形性特征一致，从而决定计算机软件的使用不同于有体财产。有体财产在同一时间只能为一人或若干人共同使用，而计算机软件在同一时间可以为若干人分别使用。对有体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具有显见性，比较容易发现和防止。计算机软件只要不受操作失误、计算机病毒等影响，就可以无限制反复使用，软件亦不会受到磨损或损耗。但是，计算机软件又具有工具性，主要通过“使用”而发挥其功用，因而应该具有使用寿命，使用寿命在流通领域表现为商业寿命。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软件层出不穷的今天，计算机软件的商业寿命正日益缩短。一般而言，10年以上的软件效率差，实用价值不大，已很难有效占领市场。
二、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
（一）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
1972年11月，菲律宾版权法规定计算机程序是其保护的对象，首次确立了由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制度。目前，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明确规定计算机软件受著作权法保护。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明确规定，计算机程序按照《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文本而享受等同于文学作品的保护，计算机程序作品权利人享有与电影作品相同的“公共租借权”。可见，由著作权法保护软件已在国际范围内达成广泛共识。新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第3条亦明确规定计算机软件是 "本法所称的作品"，顺应了国际社会的潮流。
计算机软件是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理应由知识产权法予以保护。在现行知识产权法体系中，采用著作权法(不选用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计算机软件，主要基于以下理由:①著作权的取得不以新颖性为标准，不以达到特定的技术水平为条件。各国著作权法所保护作品的共同实质要件是独立创作性，只要作品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不是抄袭或剽窃之作)，法律都予以保护，而不论是否己有相同或相似作品。著作权法的"兼容性"保护，解除了软件开发者因为已有相同或相似软件而使独立开发的软件不能得到保护的顾虑，可以使一切形式的独立开发软件都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从而保证了计算机软件在最大范围内被开发和利用。②著作权的核心权项是复制权，未经许可采用任何手段复制他人作品，除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及强制许可使用外，皆属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所以，用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特别是保护软件权利人的复制权，可以使软件这一智力成果获得最有效的保护。③著作权法一般采取“自动保护”，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无须办理任何特别手续即自动取得著作权，此自动保护方式可以使众多计算机软件避免审查与检索等繁琐手续而获得有效保护。事实上，目前的技术和物质条件尚无法有效审查与检索。
（二）计算机软件的刑法保护
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权利在世界范围内主要表现为著作权(版权)，归属于民事权利范畴。当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侵权人主要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但是，当民事责任不足以抵偿权利人所遭受损失，或不能有效威慑和防止侵权行为再度发生时，则必须以刑法保护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我国早在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即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规定对未经著作权人许可而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以及以营利为目的销售明知是侵权软件复制品的行为处以刑罚。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又专节规定了“侵犯知识产权罪”，在中国首次以法典的形式规定了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第217条)和故意销售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复制品罪(第218条)。此外，新刑法还规定了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5条)，破坏计算机信息功能罪，破坏计算机数据、程序罪及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第286条)等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关的犯罪类型，对计算机软件权利人的权利给予了较全面的刑法保护。
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指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以营利为目的，复制、发行计算机软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一般来说，中国公民和单位对其所开发软件（不论是否发表和在何地发表）都享有著作权；外国人的软件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者亦依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软件，依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共同参加的条约规定，也可享有著作权。本罪客观表现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计算机软件，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它严重情节。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非法人的单位等。本罪主观表现为以营利为目的而进行的直接故意犯罪，即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
故意销售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复制品罪指以营利为目的，故意销售明知是他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复制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其特征是：客观表现为销售他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复制品，且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其客体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使用权 (即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复制、发行等方式使用软件的权利)，其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观表现为故意构成，即以营利为目的，明知是他人侵犯软件著作权的侵权复制品而予以销售，如果不知道所销售软件是侵权复制品，则不构成本罪。认定本罪时应与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相区别。如果行为人销售的是自己制作的侵权软件复制品，则对行为人以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论处。如果行为人与制作侵权软件复制品人共谋，分工销售侵权软件，则为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共同犯罪，应以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论处。
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罪，破坏计算机数据、程序罪，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罪等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有关的犯罪，其侵害客体为复合型客体，既侵害了软件权利人的著作权，又侵害了国家的社会管理公共秩序。这些罪客观表现为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程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主观表现为故意构成，过失不构成犯罪。其犯罪主体只能是自然人，且多为具有丰富计算机专业知识，有较多机会接触计算机信息系统（网络）的高科技人员，单位不为犯罪的主体。
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期内，从事软件登记的人员和曾在此职位工作过的人员，不是为了执行登记管理职务的目的而利用或向他人透露申请登记者提交的存档材料及有关情况，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等犯罪，应分别以诈骗罪、盗窃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窃取国家秘密罪定罪处罚。在这些犯罪行为中，计算机只是犯罪的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犯罪的对象或客体，用计算机实施上述犯罪行为并不能改变犯罪的性质和构成。上述犯罪行为没有对计算机软件构成直接的权利侵犯，不影响软件所有人对软件权利的行使，因此，以上行为不能以计算机犯罪论处。
（三）计算机软件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法是调节国家行政机关履行职能时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版权局是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的著作权管理事务；地方人民政府亦已设立了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著作权管理事务。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受相应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当其权利遭受侵犯时，可依法受到行政法保护。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包括计算机软件在内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从创作完成之日起即自动取得著作权，无须履行注册登记、交存样书等手续。鉴于计算机软件具有文学、艺术作品所没有的特殊性，因而必须对软件采取特殊的行政保护措施，如鼓励软件权利人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软件著作权登记等。尽管未登记的软件仍依法享有著作权，但不能得到法律的实质性保护，因为软件著作权登记是提出软件权利纠纷行政处理或诉讼的前提，而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发放的登记证明文件，是软件著作权有效或登记申请文件中所述事实真实的初步证据。已办理登记的软件发生权利转让时，受让方应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备案，否则不能对抗第三者的侵权活动。中国籍软件权利人将其在中国境内开发的软件的权利向外国人许可或转让时，应当报请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备案。
在计算机软件的行政法保护中，由国家软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法律制裁、行政处罚侵权人，对保护软件著作权具有重要意义。软件著作权行政处罚的实施主体是行政机关，而不像软件民事制裁和刑事处罚由人民法院实施。软件行政处罚针对的行为是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目的是以实施处罚使行政相对人受到一定的精神痛苦或物质损失，使其违法行为受到公开的否定性法律评价，防止违法者重新实施违法行为，并警示一般社会成员。我国1996年 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对于未经软件著作权人同意而发表其软件作品、将他人开发的软件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在他人开发的软件上署名或者涂改他人开发软件的署名等行为，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侵权人给予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目前，尚不能对侵权人处以行政拘留，因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我国法律尚未对软件侵权人设定行政拘留的处罚措施。
三、结论
我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既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兼顾了世界发展趋势，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律体系。
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法保护是法律保护的基本形式，归属于民法保护，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诚信与公平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都适用于软件著作权保护法律关系。民事责任是侵犯软件权利的基本责任形式，其中又以赔偿损失最显重要(与软件权利更多地表现为财产权利有关)。在赔偿软件权利人损失时，我国采取过错责任原则，所赔偿损失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补偿，赔偿数额实行实际赔偿制度兼采惩罚性赔偿原则，目的是使侵权人承担的责任与造成的损害大体相当。
计算机软件的刑法保护是确保软件权利人权利、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必不可少的法律手段。刑事处罚针对极端的反社会行为，使侵权者承担的责任和受到的痛苦大大超出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社会损害，对于遏制犯罪、补偿受害人的损害，特别是给予受害人精神安慰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必须坚决执行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计算机软件刑法保护不允许法外施刑、罪刑不符，也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目前，针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犯罪有二：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罪和故意销售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复制品罪。此外，如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或其合法受让者同意而修改、翻译、注释其软件作品，未经合作者同意而将与他人合作开发的软件当作自己完成的作品发表等等侵权行为，因为刑法无明文规定，都不构成犯罪，侵权人可能承担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但不能以类推方式使其承担刑事责任。
行政法是国家主动干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的法律表现形式，其作用在于保障行政权的有效行使，维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秩序，确保政府向社会提供秩序和政策等特殊“产品”。行政法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一方面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以公力作后盾为软件权利人提供普遍性的安全保障，实现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通过行政注册登记、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给予特定的软件权利人以公力保护和救济。行政法实现计算机软件的权利保护，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属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行使行政权并产生行政法效果的行为，其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国家保护计算机软件的行政行为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是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单向性行为，不受软件管理行政相对人意志的影响。实施计算机软件注册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时，尽管没有软件权利人的申请，软件登记管理机构不会主动注册登记，但在软件权利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是否注册登记、发给登记证书则由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单方面依法决定，其单向性特征依然存在，从而体现了强烈的国家意志性，与著作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的协商性、契约性有显著区别。
行政法和刑法对计算机软件权利的保护属于公法保护范围，著作权法的保护属于私法保护范围。公、私法对计算机软件权利的保护可以兼容，当软件权利人的私权遭到侵犯时，侵权人应承担私法责任，即民事责任；当某一侵权行为不仅侵害了软件权利人的私权，而且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则侵权人不仅要承担私法责任，而且要承担公法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在侵犯计算机软件权利的公法责任方面，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处罚力度和效果应协调化，在加强对严重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为的刑事打击的同时，遵循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国际发展方向，进一步理顺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关系。司法实践中对侵犯计算机软件的行为给予公法处罚时，如果产生处罚竞合现象，则应按“出罚人刑”原则单处刑罚，而不能对同时触犯刑事法规和行政法规的同一软件侵权行为施以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双重处罚。此外，实体权利保护的公正性有赖于程序的科学性、时效性和合理性，我国颁布的《仲裁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典，对公平保护软件权利，构建和维持社会秩序及正义，实现现代社会的法律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次发表于《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倪学伟 广州海事法院法官。电话：020-3406 3886 电子邮箱：nxw8859@163.com
曾佐伶 重庆大学教师。
探讨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的关系
朝拜者
一、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概念的哲学剖析
（一）理论基础的概念
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它是各种作用和活动的物质性的、实体性的前提。一般而言，基础分为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客观基础是事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是本身存在的，包括了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三方面。理论基础，顾名思义是最基本的理论，是事物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观基础，是人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理论基础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有多个，如是多个，它们则从不同角度提供依据，并且相互结合，形成一个中心，支撑这类法律或这门学科。
（二）性质的概念
性质是一个事物在和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是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和本质不是等同的，性质表现在外，本质隐藏在内.认识事物的性质，是认识事物的第一个层次，认识事物的本质，是认识事物的第二个层次。
（三）价值的概念
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其存在基础在于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有用性。
二、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在哲学上的关系
对于任何事物而言，都会经历产生、成长、成熟、衰弱和消亡的发展过程。基础决定了事物的产生，因此对事物的研究当然得从基础出发。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历史主义，对事物性质的研究，从来都应该从该事物产生的历史中去寻找。而事物客观存在的固有属性即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事物具有不同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即价值的不同。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事物的客观基础和理论基础是研究其性质的出发点，事物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事物的不同价值，但对事物理论基础的抽象和概括又必须借助价值层面进行推衍。
三、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法的价值之关系
对于经济法的理论基础而言，它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的理论，但对于“理论基础究竟是何物”这点学界却没有形成共识。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站在经济法价值的层面进行，必须从价值的层面进行推衍。
经济法的价值强调的是经济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即对社会秩序、社会公平和社会争议的追求。虽然学界对经济法的价值有众多的表述，具体包括了漆多俊教授的“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实质经济公平”、史际春教授的“实质正义、社会效率以及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和邱本教授的“自由、竞争、秩序和调控”等，但笔者认为其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即都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于从社会整体出发，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经济效益”，这一点也为汤黎虹教授所认可。
在对价值做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应当对经济法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对于这点，笔者同意汤黎虹教授提出的法意理论构成要件，即对任何部门法理论基础的研究都不能脱离法意而单独进行。但同时笔者认为经济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经济法涉及面广，实践性强，其理论基础具有当然的综合性，这一点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济学和法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贯穿其中，通过有机结合构成了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但无可置疑的是，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学方面，由“自由放任主义”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导致其向“国家干预主义”的过渡，从个人价值的追求转向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关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避免个人福利的不当追求导致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促使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调控之法的产生的具有必要性。在法学方面，对于理论基础的研究，应当从注重法意理论、突出经济法特征和承认其他法的理论基础为理论之本。法学理论经历了由“国家本位”向“个人本位”最后再向“社会本位”的过渡，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基础也决定了其对社会本位的追求，体现了经济法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因此，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法学理论基础是由其社会性即价值所追求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益所决定的，纵然民商法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都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性，但是笔者觉得这与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不一样的，民商法的社会性是在保障私人的利益为前提的，行政法的社会性是以控制行政权滥用为前提的，而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为了保障社会整体的公平为取向的 ，具有纯粹的社会性。
通过对经济法的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法理论基础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在经济学层面的国家干预和在法学层面的社会性。
四、经济法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法的性质之关系
在讨论了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之后，对经济法性质的探讨就有所依托。
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层面来看，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由经济下，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过度追求，损害了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甚至是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市场失灵严重，因此，国家干预随之而生。同时为了防止政府失灵的产生，对政府干预行为进行干预也就显得必要。这些导致了在经济学层面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由此可见，经济法既防止市场失灵，又防止政府失灵，但本质是为了防止市场失灵，即防止社会整体福利的不当丧失，所以在经济学层面，我们可以得出经济法性质的社会法属性。
从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法学层面来看，社会本位理念是经济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也是其目的所在。从法哲学角度来看，社会本位理念强调权利和义务的融合统一性、公私法的交融性、社会整体利益的优先性，促使了社会法作为一个新法域的产生。从目的角度来看，经济法是在于通过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功能，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由此，在法学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法浓厚的社会法属性。
由上述对经济法理论基础的探讨，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和法学层面得出经济法几乎相同的属性——浓厚的社会属性，因此，可以得出经济法是社会法的结论。
五、经济法的性质和经济法的价值之关系
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价值，或者经济法至少要将其主导价值定为社会本位。在社会法性质指引下的社会本位决定了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目的——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社会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法的价值取向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所以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确认是一方面，但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又是一方面。
在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确认层面上，一方面，社会本位强调不应当在主体资质不一样的情况下，把他们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特别是当权利义务的分配到涉及到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这时，国家作为主体就要进行必要的介入，从追求形式公平转向追求实质公平，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另一方面，社会本位要求对市场进行干预，切实保护社会公益。市场是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促使这一机制有效运转的内驱力是利己主义。而社会本位认为应当理性的看待经济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要尊重但不能放任，给出了其追求的合理界限——即不得损害社会整体利益，避免个人成本的外化，造成社会整体福利的流失。
在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规制方面，正如汤黎虹教授提出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一体性、稳定性和协调性三个要求，社会本位要求政府在进行干预时必须合理保障国家、区域、地区、行业和个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牺牲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防止政府借干预权之行使来不当的获取政府权利。相反的，社会本位的导向要求政府干预时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视为政府干预的界限。
由此可见，经济法的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的固有价值，即对整体经济效益的追求。
六、经济法的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的关系总结
综上所述，在哲学层面得出理论基础、性质和价值关系的基础上，笔者从经济法的实际角度出发，对这三者在经济法层面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在理论基础和价值的关系上，笔者结合汤教授的“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说，肯定了价值对理论基础的推衍作用，在运用汤教授提出的法意说和学说共识下，得出了理论基础的两大层面——经济学和法学上的内容。在理论基础和性质的关系上，笔者以理论基础为依托，得出了经济法的社会法属性。在性质和价值层面，笔者肯定了性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从社会法的社会本质属性层面对确认政府干预和规范政府干预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经济法具有整体经济效益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