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实施《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指数管理细则》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5 11:29:44 浏览: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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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实施《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指数管理细则》的通知
关于发布实施《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指数管理细则》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各相关机构：
为加强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的运作和管理，本所对《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指数管理细则》，现予发布实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七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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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指数管理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证券指数的运作和管理，根据《证券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上证系列指数及利用本所信息编制的其他证券指数。
上证系列指数，指本所编制或授权编制并发布的，名称中包含“上证”的证券指数，包括但不限于上证成份指数、上证综合指数、上证分类指数、上证基金指数、上证债券指数等。
本所可以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决定上证系列指数的增设、变更和废止。
第三条 本所负责上证系列指数的研究设计、编制发布、宣传服务、经营等指数管理营运工作。根据需要，本所可授权其他机构（以下简称“本所授权机构”）承担上述工作。
第四条 编制上证系列指数可设立指数专家委员会，指数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指数编制方法和运作规则等相关事项进行咨询、评议。
第五条 本所或本所授权机构根据上证系列指数特点制定具体的指数编制方法，并可根据需要对指数编制方法进行调整。
上证系列指数编制方法及其调整应及时对外公告。
第六条 上证系列指数通过本所指定的通信传播系统及本所认可的其他系统或方式对外发布。
第七条 本所或本所授权机构应及时对外公布上证系列指数基本信息及其变更情况，并定期对外发布指数运行情况报告。
第八条 本所可要求本所授权机构报批或报备相关事项。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授权机构须事先报本所批准：
（一）调整上证系列指数编制方法；
（二）授权其他机构或个人使用上证系列指数开发指数相关衍生产品；
（三）调整上证系列指数使用许可收费标准；
（四）本所认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九条 利用本所交易信息编制指数，须经本所或本所授权机构许可，并签订相关使用许可协议。
未经本所或本所授权机构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利用本所信息编制指数。
第十条 上证系列指数的相关权益归本所所有，使用上证系列指数的实时值、成份股权重以及利用上证系列指数开发指数相关衍生产品等，须经本所或本所授权机构许可，并签订相关使用许可协议。
第十一条 本所和本所授权机构努力维护上证系列指数及其相关数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但不承担因任何原因导致的指数及其相关数据中断、遗漏或者错误而给使用指数及其相关数据的机构或个人造成的损失。
对任何机构和个人因使用上证系列指数及其相关数据造成的损失，本所和本所授权机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十二条 本细则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2007年6月19日起实施。2004年7月8日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指数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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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证券法》第63条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规定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颜盈盈*
内容摘要：投资者的积极参与是证券市场得以存在并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因此必须给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尽可能多的保护。然而，现阶段，证券市场上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尤其是证券发行人等证券市场主体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实陈述行为。对此，我国《证券法》第63条设置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该条文的规定有不合理、不明确之处，缺乏可操作性，笔者在文中将就条文本身及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论述。
关键词：信息披露 不实陈述 民事责任 最高院通知
一．引言
信息披露作为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在证券的发行、上市及交易过程中，有关主体公开的资料或信息在内容上必须符合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不得有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其目的主要在于向投资公众提供公平合理的投资判断机会，使其免受证券发行的不实陈述行为的危害，所以各国证券法都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主体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以前的证券法规规章片面强调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因此，在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中，进行虚假信息公开、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责任主体，虽承担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但其受到的法律制裁并不能弥补受到欺诈、作出错误判断的众多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从而挫伤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因此，在已有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民事责任制度及相应的赔偿机制以稳定证券市场是当务之急。于是，我国《证券法》第63条突破性地设置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分析这一条文，笔者想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性质
追究民事责任的前提在于明确责任的性质为何。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违反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即违约责任）及侵权的民事责任。同为民事责任，两者的不同之处有：（1）责任产生的基础不同。侵权责任，是根据侵权损害的事实，依法律规定而产生。而违约责任，是以违反合同的事实为根据，当事人原本就存在合同关系。前者为新生之债，后者为既存之债。（2）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侵权责任广泛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违约责任普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3）涉及损害内容不同。侵权责任即涉及财产损害也涉及非财产损害；违约责任只涉及财产损害，不涉及非财产损害。（4）承担责任人的范围不同。侵权责任承担者，不限于本人，也不限于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违约责任则主要由违约人自己承担。1
笔者认为，可以在对信息披露行为分阶段的基础上分析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性质。
首先，在证券发行阶段，信息披露行为是证券发行人的一种契约行为，证券的募集和认购的过程就是一个合同的成立过程。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招股说明书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具有发行人向投资者作出招股要约的法律意义，它本质上是“向特定人或非特定人发出购买或者销售某种股票的书面的意思表示”。作出这种意思表示的发行人对于招股说明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直接的法律责任，发行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属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是，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投资者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投资判断，发行人在信息上占有相当大的，甚至是绝对的优势，并且买卖双方无法面对面就违约责任作出详细约定，若让发行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由投资者承担举证责任，这对投资者而言是极困难的，显然不利于投资者运用《证券法》上的规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证券法》第63条通过规定民事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契约的相对人（即发行人），还涉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承销商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较契约责任扩大了承担责任的主体范围，实际上已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视为侵权责任，受侵权责任制度的调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其次，在证券的交易阶段，信息披露行为表现出显著的非契约性。在此阶段，买卖双方都不是发行人（上市公司回购证券除外），即是说，上市公司被排除在证券买卖合同之外。此时只能用于具有合同关系的证券发行以及要约收购的合同法救济在此得不到适用。为了有效全面地保护投资者，必须适用侵权法上的救济。具体地说，买卖证券的双方当事人都有权了解代表证券品质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可以将投资者的这种权利称为知情权，2也就是投资者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证券发行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权利。保证投资者这种知情权实现的方式，就是由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全面、适时地披露其信息。如果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的义务，就侵犯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最后，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有助于维护与强化证券市场的信用机制。我国信息披露的违规现象非常严重，可以说几乎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切违法行为都与信息的不当使用有关，有必要强化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定我国《证券法》第63条所规定的责任主体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
三．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上文的分析论证已确认此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它的责任构成要件如下：
首先，信息披露中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 。若对不实陈述主张侵权责任，需先证明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不实陈述是指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机构或个人，在其信息披露文件中包括有实质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所谓虚假记载，指的是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作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常见于财务报表中。虚假记载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与故意，也可处于过失。所谓误导性陈述，指的是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可分为语义模糊歧义型、语义难以理解型和部分遗漏型三种，它既可表现为积极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在主观上，既可以处于故意，也可以处于过失。所谓重大遗漏，指的是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或为避免文件不致被误解所必须记载的重大事项，它是一种消极的不实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或过失。3
上述三种不实陈述行为的认定，应当以人民法院或证券监管机构的认定为准。4在我国，证监会公布了一些对发行人的处罚决定，投资者可以作为要求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如果只是怀疑发行人的公开文件存在不实陈述，则应当由人民法院来认定。
其次，投资人受到损害。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中的不实陈述，往往谎报公司业绩、在资产评估中高估资产价值等等，目的是使公司股票市价上扬，待真相大白于众时，该公司的股价往往会下跌，投资者特别是普通股民往往损失惨重，因此投资者受到损害，是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
损害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必须是证券法明确规定或依据证券法的精神对造成损害予以制裁时，才是应当追究的事实。如果不是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则存在的损害可以通过其他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救济。5第二，损害具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前者指损害是客观的、确定的事实，后者指可依价值尺度衡量出来的具体数额，它是酌定赔偿额的依据。6第三，损害的可补偿性。即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必须是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补偿的。
第三，不实陈述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这通常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问题；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失的因果关系。在美国的证券法中，一般推定投资者对不实陈述的信赖的存在7，而且Mills一案将信赖问题纳入到“重大性”之中；如果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且投资人受有损失，则推定损失的因果关系存在，Levinson v. Basic, Inc. an案8中，采纳了“欺诈市场理论”，认定投资者即使是根据证券价格做出投资决定，实际上也受了不实陈述的影响。9这与英美法上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传统学说10已相去甚远，因果关系链条已被大大简化，从而具有鲜明的特别法法律规范的特征。
我国《证券法》第63条对因果关系（即“信赖”）是否是必要的责任构成要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经验，也采取“推定信赖”原则。在我国，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明显弱于发行人、承销商及其相关的责任人员，从而导致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平衡性，在此表现为诉权的不平等。在我国缺少理性投资者的情况下，要投资者证明对披露文件的依赖显得不合实际。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举证责任的倒置，推定信赖存在，除非发行人、承销商及其相关的责任人员能证明不实陈述的存在和投资者受到损失的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最后，责任主体的主观过错。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往往决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及承担责任的大小。这里涉及责任主体的范围，其各自的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
《证券法》第63条对几类责任主体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规定如下：一是发行人，承担的是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二是承销的证券公司（以上和以下称“承销商”），承担的也是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三是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在这一条文中，已有的规定有不合理、不明确之处，另外条文本身还有不足与缺漏，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行具体论述。
四．对《证券法》第63条的实务操作和内容补充的一点建议
（一）条文对承销商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不合理：
第63条的法律条文太粗化，仅从法律条文本身理解，似乎承销商与发行人承担相同的民事责任，其归责原则同样是无过错原则。笔者以为，承销商应承担的责任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承销商与发行人恶意通谋，则双方构成共同侵权，承销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根据民法原理，其双方之间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理应承担连带责任（较之按份责任，连带责任扩大了原告的可诉范围，提高了投资者获得全部损失赔偿的可能性，更利于保护投资者）。若承销商仅仅因为过失或疏忽，未尽尽职调查义务，则应承担补充责任。因为证券发行人是信息源的最终控制人，最了解影响投资人投资决定或证券价格的信息，当然应尽最高的义务。并且，证券发行的利益主要也是归属发行人，11要求其承担和发行人一样的责任，未免显得太苛刻。
同时，笔者认为，法律上应允许承销商在适当的情况下免除责任，即应将承销商“尽到勤勉谨慎审查，仍无法发现证券发行人存有虚假陈述情形”的情况作为其免责事由。原因有：第一，《证券法》第24条规定了证券公司的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核查义务。但核查义务不等于保证义务或保证责任。如果承销商已尽到全面和审慎的核查义务，但未发现证券发行人的不实陈述的应给予免责。第二，证券公司虽然是专业机构，但相对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来说，又属于法律、审计及资产评估专业以外的非专业机构，承销商显然无法对其三出具的专业报告作出专业性评价。12在此情形下，若强要承销商承担无过错责任，就会过于苛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对承销商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实陈述还是采取过错推定原则较为妥当。
（二）条文包括的责任主体不完全，缺少对发起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
发起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其活动使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成立的人。各国证券法一般皆规定了发起人的责任，我国此前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不实陈诉的民事责任主体中有发起人，并规定全体发起人对不实陈述承担无过错责任。
然而现行的《证券法》第63条对发起人的责任却未有提及，这是十分不妥的。对发起人的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理由如下：首先，发起人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在我国发行人是由国企改组的情况下，发起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是非常熟悉。因此，发起人最接近和了解公开文件的内容，没有理由以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来要求免责，故应承担无过错责任；13同时，信息披露的风险也是由发行人和发起人引起，对投资者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最严格的责任，这有利于维持投资者的信心和证券市场的稳定。
（三）条文对发行人和发起人的免责事由没有作出规定：
从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来看，虽然对发行人规定的是无过失责任，不能以自己无过错来免责，但如果能证明原告已知悉则可免责。14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利用内幕信息来交易的恶意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种制度获得补偿。我国《证券法》未作善意投资者和恶意投资者的区分。这样，可能造成的漏洞是，如果那两个因知悉内幕信息而操纵市场的股东在二级市场交易遭受损失，那么，也可以请求民事赔偿，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投资者明知披露文件中存有不实陈述的情况下，发行人和发起人可以以此免责。
（四）条文对发行人及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承担过错责任的规定不利于对投资者的保护：
根据《证券法》第63条，凡因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事、监事、经理在负有责任时才承担责任，这里适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要由主张董事、监事、经理应负责的投资者承担证明其有过错的举证责任。但是，实践中，中小投资者要去证明证券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过错，证明此类过错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建议采用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即只要信息披露有缺陷，就推定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有过错，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董事可以证明自己已经根据《公司法》第118条对董事会决议行使了异议权，并记载于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可以证明自己善尽了监督职责，并已经根据《公司法》第126条的规定要求董事、经理对不当行为予以纠正，或已对董事、经理提起诉讼等等。若可以以上述的情形成功举证，发行人、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可以免责。
（五）条文对享有请求权的原告的资格和范围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一般说来，原告指的是因义务人的不实陈述而受损的人。我国台湾法律15规定，善意的相对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美国法律16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真实陈述或漏报了规定应报的或漏报了为使该报告书不至被误解所必须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证券时，他已知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因此，笔者认为，凡相信所披露信息而善意购买证券，并因此而遭受损失之人，均可以获取诉权。证券购买人不仅包括发行市场上的投资者，也包括交易市场上的投资者。同时，在不实信息披露之前持有证券，只要是基于信赖披露的信息而继续保留该证券而受到损失的投资者，也应当有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17这里所说的证券买卖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生，它包括一种证券转化为另一种证券，它也包括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在证券市场正受到不实陈述影响时对抵押证券的强制处置。
当然，对于已经知悉股份公司披露的是不实信息的投资者，由于其投资是在未受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有关当事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六）条文未对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作出规定：
论进一步探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
李玉华
内容提要： 2003年10月27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有效解决旧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试图分析旧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凸显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颁布后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探索了书记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书记员 管理体制 单独序列 终身制
建国以来，人民法院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同属国家行政干部序列，一直沿用着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这种管理体制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书记员职位有着明确的晋升方向，目标明确，容易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书记员接近审判工作，熟悉审判工作的全过程，使书记员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师徒式”的管理模式便于对书记员进行培养；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难题亟待改革：
第一，书记员队伍不稳，整体素质不高。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书记员没有单独的职务序列。书记员的职务和职级，只能通过升任为法官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书记员成为法官的“后备军”是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制度从客观上造成了书记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同时，书记员一经录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辞退的，一些不胜任工作的书记员也很难找到出口，致使书记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二，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法官队伍膨胀。在旧的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下，晋升法官是书记员最好的出路，也是解决书记员职级的主要办法，这使得大量并不适合担任法官的人员想方设法挤上了“法官”这座“独木桥”，导致法官队伍日益庞大，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第四，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审判工作受到影响。人民法院的编制是有限的，由于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造成法院内部人员结构极不合理，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的比例严重失调，各级法院都出现了书记员严重不足的情况。因此，审判人员不得不从事一些诸如庭审记录、送达、案卷归档等本不该由他们从事的工作，直接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现有的书记员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审判制度的需要。改革书记员的管理体制，引入新的竞争与择优机制，实行聘任制的管理模式，是提高书记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具体说，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创新。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性、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采用传统的公务员录用方式无法解决工作人员的轮岗和出口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办发[2000]15号）中，都提出了在国家公务员的部分职位可以实行聘任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聘任制公务员的试点工作却一直没有展开，与这种特殊的管理方式相适应的聘任程序、合同管理方式、工资福利和保险制度等也一直没有建立。因此，《试行办法》的出台，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的创新。人民法院书记员实行聘任制管理，既与过去国家试行过的乡镇干部聘用制不同，也有别于在竞争上岗中实行的领导干部聘任制，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有利于完善法官管理制度，加快法官队伍建设进程。一方面，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对于人民法院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以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为起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将逐步、分阶段地展开。司法分工将逐渐科学化、合理化，审判资源将得到优化配置，各类人员将进行分层管理，他们将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乐其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的分类管理模式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采用分类管理模式后，在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类人员职责的基础上，区别不同种类人员各自的任职条件和选任程序，就可以相应地提高法官的任用条件，严格法官的遴选程序，进而优化法官队伍的来源，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力地推动法官队伍建设的进程。
第三，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一是可以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推行这项改革后，书记员的职责明确，编制确定，职务序列单列，不再向法官职位过渡。二是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活力。聘任制书记员年轻，接受新事物快，通过培训，更容易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能够适应现代化庭审的需要，一些先进的庭审记录手段将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庭审过程的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三是便于管理，解决“出口不畅”的问题。对在聘任期间工作态度和工作技能不适应工作需要的书记员，法院可以解聘或不续签合同，从而改变当前法院用人能进不能出的现象。
总之，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将是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和加速器。这一改革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规律，解决了当前法院审判工作的急需。
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成效。
??目前，全国已有不少法院尝试对书记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探索，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广西柳州中法院等法院实?大立案"，书记员交由立案庭集中管理，实行集中管理模式，从而取代以往的分散管理模式；又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书记员管理室为全院47个合议庭各配备一名跟案书记员，启动了其书记员的"单序列双重管理模式"；还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书记员处，变"一审一书的书记员分散管理为书记员处系统、规范的集中管理模式"。
??从改革的实效看，这些法院的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１、有利于建立新型"审书关系"，促进书记员队伍的稳定。由于法官不再从书记员中产生，书记员有自己的晋升序列，调动了书记员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书记员队伍人心的稳定，解决了以往每提升一批法官就造成书记员岗位空缺、审书比例失调的问题。而且由于书记员集中管理，解决了由于各庭收案数不等而使书记员忙闲不均的情况，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此同时，法官可以集中精力抓审判，有利于提高裁判案件的效率和水平。
２、有利于书记员素质的提高。书记员集中管理后，职责明确，改变了过去审书代劳的现象。书记员有统一的工作规范，改变了由审判员考核评价标准不一的问题，使书记员的竞争意识大大增强。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的法院，不少书记员均已采用电脑或速录机记录，记录的速度、质量、美观程度都大有改善。卷宗装订井井有条，各种审判内勤工作质量都得到明显提高。
３、有利于书记员监督机制的健全。书记员独立管理后，改变了以往一审一书的固定搭配关系。由书记员处负责分案、安排开庭日期，杜绝了法官自定开庭日期的弊端，而且从制度上隔断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前与法官接触的问题，有利于公正办案。
４、促进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书记员处安排开庭日期和统计、公布收结案情况，有利于保证及时开庭和在审限内结案，提高了办案效率，而且使审判重心真正放到了庭上，符合控辩式庭审及时开庭、当庭宣判的要求。
?? 三、完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具体思路。
??1、实行书记员终身制。这是新型书记员管理制度的核心。书记员"终身制"是指书记员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书记员在任职期间，只能在书记员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承担应由法官完成的工作或者晋升为法官。为了充分开发书记资源，顺利完成日益繁重的开庭记录、卷宗装订归档任务，应当实行书记员终身制。
??2、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在以往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由于书记员分散在各庭，不利于书记员的管理与整体提高。而成立书记员室或其他书记员专职机构，有利于对书记员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和业务培训，即实行"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并设立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刑事、民事、立案、审监、执行及速录员的管理工作。"分散使用"就是，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合理安排到各业务庭，在审判工作中协助审判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当好法官助手。
??推行这一"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模式，既能使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同时又突出书记员要服从各审判庭工作指派，有利于建立新型的审书关系，使审判工作不因书记员管理体制变化而受到影响。
??3、书记员的产生及标准。长期以来，法院书记员的来源基本是军队转业干部、大学毕业生、以及从其他单位调入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素质、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容易影响人民法院的整体素质和书记员工作质量。因此，根据现行的人事管理机制，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择优招聘书记员。
由于法院书记员从事的是案件审理的记录工作，应当选择那些政治素质高、具有良好品行、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书记员；同时，文字功底厚、擅长计算机专业也是担任书记员的重要条件。由于法院审判常涉及到国家机密和审判秘密，案卷本身的保密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书记员还要有较强的保密意识。此外，上级法院的书记员可以从下级法院工作突出的书记员中选拔升任。国家和有关部门还可建立书记员学院(校)，专门培养法院书记人才。
??4、实行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所谓单独职务序列，就是指书记员作为一个专门职业，独立建制，专门管理，实行与法官并行的运行机制，工作出色的书记员可以提升为书记长，也可以参照法官模式晋级。在过去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书记员被作为法官预备队，常常越俎代庖，代替法官制作审理报告和判决书，甚至主持开庭审理案件，导致书记员和法官职能不分，工作没有理顺。这不仅影响了案件的审理质量和审判效率，也有损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建立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后，书记员有了独立的工作规则、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书记员将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同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更好地为审判工作服务。
5、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要与审判流程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进行。案件流程管理制，指由专门机构根据各类案件在审理流程中的不同环节，对立案、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阶段进行跟踪管理，以保证案件审理工作的公正、高效。其中的送达、开庭环节与书记员工作联系密切。开庭要由书记员记录，送达一般也通过书记员转交法警办理。因此，建立职业书记员制度必须与法院的其他改革相结合，以互相补充和促进。
??四、改革书记员管理体制应注意的问题。
??在进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时，其积极作用突出但仍有一些不协调之处有待完善：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但书记员在法院干部序列中的地位还不明确，对书记员的任职条件、职务等级、晋升辞退等都缺乏法律保障；一些法院工作时间长，学历高的老书记员忙于准备取得法官资格的考试，已取得法官资格的亦不太安心书记员工作；书记员处与其它庭、处、室等在工作关系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理顺。故建议尽快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构建一支适应新形势下工作任务的职业化书记员队伍。
论进一步探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
李玉华
内容提要： 2003年10月27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有效解决旧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试图分析旧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凸显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颁布后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探索了书记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书记员 管理体制 单独序列 终身制
建国以来，人民法院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同属国家行政干部序列，一直沿用着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这种管理体制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书记员职位有着明确的晋升方向，目标明确，容易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书记员接近审判工作，熟悉审判工作的全过程，使书记员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师徒式”的管理模式便于对书记员进行培养；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难题亟待改革：
第一，书记员队伍不稳，整体素质不高。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书记员没有单独的职务序列。书记员的职务和职级，只能通过升任为法官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书记员成为法官的“后备军”是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制度从客观上造成了书记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同时，书记员一经录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辞退的，一些不胜任工作的书记员也很难找到出口，致使书记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二，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法官队伍膨胀。在旧的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下，晋升法官是书记员最好的出路，也是解决书记员职级的主要办法，这使得大量并不适合担任法官的人员想方设法挤上了“法官”这座“独木桥”，导致法官队伍日益庞大，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颜盈盈*
内容摘要：投资者的积极参与是证券市场得以存在并持续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因此必须给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尽可能多的保护。然而，现阶段，证券市场上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尤其是证券发行人等证券市场主体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实陈述行为。对此，我国《证券法》第63条设置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大突破，但该条文的规定有不合理、不明确之处，缺乏可操作性，笔者在文中将就条文本身及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论述。
关键词：信息披露 不实陈述 民事责任 最高院通知
一．引言
信息披露作为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原则之一，要求在证券的发行、上市及交易过程中，有关主体公开的资料或信息在内容上必须符合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的要求，不得有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其目的主要在于向投资公众提供公平合理的投资判断机会，使其免受证券发行的不实陈述行为的危害，所以各国证券法都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主体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以前的证券法规规章片面强调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因此，在琼民源事件、红光事件中，进行虚假信息公开、严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责任主体，虽承担了相应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但其受到的法律制裁并不能弥补受到欺诈、作出错误判断的众多投资者所遭受的损失，从而挫伤了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因此，在已有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民事责任制度及相应的赔偿机制以稳定证券市场是当务之急。于是，我国《证券法》第63条突破性地设置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
《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分析这一条文，笔者想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二．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性质
追究民事责任的前提在于明确责任的性质为何。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违反合同义务的民事责任（即违约责任）及侵权的民事责任。同为民事责任，两者的不同之处有：（1）责任产生的基础不同。侵权责任，是根据侵权损害的事实，依法律规定而产生。而违约责任，是以违反合同的事实为根据，当事人原本就存在合同关系。前者为新生之债，后者为既存之债。（2）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侵权责任广泛地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违约责任普遍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3）涉及损害内容不同。侵权责任即涉及财产损害也涉及非财产损害；违约责任只涉及财产损害，不涉及非财产损害。（4）承担责任人的范围不同。侵权责任承担者，不限于本人，也不限于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违约责任则主要由违约人自己承担。1
笔者认为，可以在对信息披露行为分阶段的基础上分析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性质。
首先，在证券发行阶段，信息披露行为是证券发行人的一种契约行为，证券的募集和认购的过程就是一个合同的成立过程。信息披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招股说明书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公开的招股说明书具有发行人向投资者作出招股要约的法律意义，它本质上是“向特定人或非特定人发出购买或者销售某种股票的书面的意思表示”。作出这种意思表示的发行人对于招股说明书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有直接的法律责任，发行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属于在合同订立过程中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是，由于证券交易的特殊性，投资者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信息进行投资判断，发行人在信息上占有相当大的，甚至是绝对的优势，并且买卖双方无法面对面就违约责任作出详细约定，若让发行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由投资者承担举证责任，这对投资者而言是极困难的，显然不利于投资者运用《证券法》上的规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证券法》第63条通过规定民事责任的主体不仅限于契约的相对人（即发行人），还涉及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承销商及其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和经理等，较契约责任扩大了承担责任的主体范围，实际上已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视为侵权责任，受侵权责任制度的调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
其次，在证券的交易阶段，信息披露行为表现出显著的非契约性。在此阶段，买卖双方都不是发行人（上市公司回购证券除外），即是说，上市公司被排除在证券买卖合同之外。此时只能用于具有合同关系的证券发行以及要约收购的合同法救济在此得不到适用。为了有效全面地保护投资者，必须适用侵权法上的救济。具体地说，买卖证券的双方当事人都有权了解代表证券品质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可以将投资者的这种权利称为知情权，2也就是投资者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证券发行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权利。保证投资者这种知情权实现的方式，就是由上市公司真实、准确、全面、适时地披露其信息。如果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的义务，就侵犯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应当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最后，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性质确定为侵权责任，有助于维护与强化证券市场的信用机制。我国信息披露的违规现象非常严重，可以说几乎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切违法行为都与信息的不当使用有关，有必要强化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责任意识。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定我国《证券法》第63条所规定的责任主体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是一种侵权责任。
三．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上文的分析论证已确认此责任的性质为侵权责任，它的责任构成要件如下：
首先，信息披露中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 。若对不实陈述主张侵权责任，需先证明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不实陈述是指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机构或个人，在其信息披露文件中包括有实质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所谓虚假记载，指的是在信息披露的文件上作出与事实真相不符的记载，即客观上没有发生或无合理基础的事项被信息披露文件加以杜撰或未予剔除，常见于财务报表中。虚假记载属于积极行为的方式，主观上既可出与故意，也可处于过失。所谓误导性陈述，指的是信息披露文件中的某事项虽为真实但由于表示存在缺陷而易被误解，致使投资者无法获得清晰、正确的认识。误导性陈述可分为语义模糊歧义型、语义难以理解型和部分遗漏型三种，它既可表现为积极作为的方式，也可表现为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在主观上，既可以处于故意，也可以处于过失。所谓重大遗漏，指的是信息披露文件未记载依法应当记载的事项或为避免文件不致被误解所必须记载的重大事项，它是一种消极的不实陈述，是以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在主观上可以是故意或过失。3
上述三种不实陈述行为的认定，应当以人民法院或证券监管机构的认定为准。4在我国，证监会公布了一些对发行人的处罚决定，投资者可以作为要求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如果只是怀疑发行人的公开文件存在不实陈述，则应当由人民法院来认定。
其次，投资人受到损害。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中的不实陈述，往往谎报公司业绩、在资产评估中高估资产价值等等，目的是使公司股票市价上扬，待真相大白于众时，该公司的股价往往会下跌，投资者特别是普通股民往往损失惨重，因此投资者受到损害，是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
损害作为客观存在的现象，需要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损害的法定性。即损害事实必须是证券法明确规定或依据证券法的精神对造成损害予以制裁时，才是应当追究的事实。如果不是证券法上的民事责任，则存在的损害可以通过其他民商事法律规范予以救济。5第二，损害具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前者指损害是客观的、确定的事实，后者指可依价值尺度衡量出来的具体数额，它是酌定赔偿额的依据。6第三，损害的可补偿性。即侵权行为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必须是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补偿的。
第三，不实陈述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这通常包括两个问题：一是投资者的投资决定是否因为信赖虚假陈述而作出，即是否存在交易的因果问题；二是投资者的损失是否因为虚假陈述而导致，即损失的因果关系。在美国的证券法中，一般推定投资者对不实陈述的信赖的存在7，而且Mills一案将信赖问题纳入到“重大性”之中；如果存在交易的因果关系且投资人受有损失，则推定损失的因果关系存在，Levinson v. Basic, Inc. an案8中，采纳了“欺诈市场理论”，认定投资者即使是根据证券价格做出投资决定，实际上也受了不实陈述的影响。9这与英美法上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传统学说10已相去甚远，因果关系链条已被大大简化，从而具有鲜明的特别法法律规范的特征。
我国《证券法》第63条对因果关系（即“信赖”）是否是必要的责任构成要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司法实践经验，也采取“推定信赖”原则。在我国，投资者获取信息的能力明显弱于发行人、承销商及其相关的责任人员，从而导致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平衡性，在此表现为诉权的不平等。在我国缺少理性投资者的情况下，要投资者证明对披露文件的依赖显得不合实际。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举证责任的倒置，推定信赖存在，除非发行人、承销商及其相关的责任人员能证明不实陈述的存在和投资者受到损失的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最后，责任主体的主观过错。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往往决定了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及承担责任的大小。这里涉及责任主体的范围，其各自的归责原则和免责事由。
《证券法》第63条对几类责任主体违反信息披露义务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规定如下：一是发行人，承担的是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二是承销的证券公司（以上和以下称“承销商”），承担的也是无过错的赔偿责任；三是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笔者认为在这一条文中，已有的规定有不合理、不明确之处，另外条文本身还有不足与缺漏，本文将在第四部分进行具体论述。
四．对《证券法》第63条的实务操作和内容补充的一点建议
（一）条文对承销商承担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不合理：
第63条的法律条文太粗化，仅从法律条文本身理解，似乎承销商与发行人承担相同的民事责任，其归责原则同样是无过错原则。笔者以为，承销商应承担的责任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承销商与发行人恶意通谋，则双方构成共同侵权，承销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为根据民法原理，其双方之间主观上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理应承担连带责任（较之按份责任，连带责任扩大了原告的可诉范围，提高了投资者获得全部损失赔偿的可能性，更利于保护投资者）。若承销商仅仅因为过失或疏忽，未尽尽职调查义务，则应承担补充责任。因为证券发行人是信息源的最终控制人，最了解影响投资人投资决定或证券价格的信息，当然应尽最高的义务。并且，证券发行的利益主要也是归属发行人，11要求其承担和发行人一样的责任，未免显得太苛刻。
同时，笔者认为，法律上应允许承销商在适当的情况下免除责任，即应将承销商“尽到勤勉谨慎审查，仍无法发现证券发行人存有虚假陈述情形”的情况作为其免责事由。原因有：第一，《证券法》第24条规定了证券公司的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核查义务。但核查义务不等于保证义务或保证责任。如果承销商已尽到全面和审慎的核查义务，但未发现证券发行人的不实陈述的应给予免责。第二，证券公司虽然是专业机构，但相对于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来说，又属于法律、审计及资产评估专业以外的非专业机构，承销商显然无法对其三出具的专业报告作出专业性评价。12在此情形下，若强要承销商承担无过错责任，就会过于苛刻。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对承销商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不实陈述还是采取过错推定原则较为妥当。
（二）条文包括的责任主体不完全，缺少对发起人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
发起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通过其活动使股份有限公司获得成立的人。各国证券法一般皆规定了发起人的责任，我国此前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所规定的不实陈诉的民事责任主体中有发起人，并规定全体发起人对不实陈述承担无过错责任。
然而现行的《证券法》第63条对发起人的责任却未有提及，这是十分不妥的。对发起人的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理由如下：首先，发起人参与公开文件的制作，在我国发行人是由国企改组的情况下，发起人对企业的经营状况更是非常熟悉。因此，发起人最接近和了解公开文件的内容，没有理由以其不存在故意或过失来要求免责，故应承担无过错责任；13同时，信息披露的风险也是由发行人和发起人引起，对投资者造成损害应当承担最严格的责任，这有利于维持投资者的信心和证券市场的稳定。
（三）条文对发行人和发起人的免责事由没有作出规定：
从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来看，虽然对发行人规定的是无过失责任，不能以自己无过错来免责，但如果能证明原告已知悉则可免责。14这是为了防止一些利用内幕信息来交易的恶意投资者也可以通过该种制度获得补偿。我国《证券法》未作善意投资者和恶意投资者的区分。这样，可能造成的漏洞是，如果那两个因知悉内幕信息而操纵市场的股东在二级市场交易遭受损失，那么，也可以请求民事赔偿，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投资者明知披露文件中存有不实陈述的情况下，发行人和发起人可以以此免责。
（四）条文对发行人及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等承担过错责任的规定不利于对投资者的保护：
根据《证券法》第63条，凡因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董事、监事、经理在负有责任时才承担责任，这里适用的是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即要由主张董事、监事、经理应负责的投资者承担证明其有过错的举证责任。但是，实践中，中小投资者要去证明证券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的过错，证明此类过错的成本是巨大的，因此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建议采用过错推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即只要信息披露有缺陷，就推定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有过错，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董事可以证明自己已经根据《公司法》第118条对董事会决议行使了异议权，并记载于董事会会议记录；监事可以证明自己善尽了监督职责，并已经根据《公司法》第126条的规定要求董事、经理对不当行为予以纠正，或已对董事、经理提起诉讼等等。若可以以上述的情形成功举证，发行人、承销商的董事、监事、经理可以免责。
（五）条文对享有请求权的原告的资格和范围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一般说来，原告指的是因义务人的不实陈述而受损的人。我国台湾法律15规定，善意的相对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美国法律16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真实陈述或漏报了规定应报的或漏报了为使该报告书不至被误解所必须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证券时，他已知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衡平法在任何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因此，笔者认为，凡相信所披露信息而善意购买证券，并因此而遭受损失之人，均可以获取诉权。证券购买人不仅包括发行市场上的投资者，也包括交易市场上的投资者。同时，在不实信息披露之前持有证券，只要是基于信赖披露的信息而继续保留该证券而受到损失的投资者，也应当有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17这里所说的证券买卖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生，它包括一种证券转化为另一种证券，它也包括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在证券市场正受到不实陈述影响时对抵押证券的强制处置。
当然，对于已经知悉股份公司披露的是不实信息的投资者，由于其投资是在未受欺诈的情况下作出的，有关当事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六）条文未对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作出规定：
论进一步探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
李玉华
内容提要： 2003年10月27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有效解决旧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试图分析旧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凸显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颁布后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探索了书记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书记员 管理体制 单独序列 终身制
建国以来，人民法院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同属国家行政干部序列，一直沿用着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这种管理体制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书记员职位有着明确的晋升方向，目标明确，容易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书记员接近审判工作，熟悉审判工作的全过程，使书记员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师徒式”的管理模式便于对书记员进行培养；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难题亟待改革：
第一，书记员队伍不稳，整体素质不高。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书记员没有单独的职务序列。书记员的职务和职级，只能通过升任为法官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书记员成为法官的“后备军”是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制度从客观上造成了书记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同时，书记员一经录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辞退的，一些不胜任工作的书记员也很难找到出口，致使书记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二，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法官队伍膨胀。在旧的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下，晋升法官是书记员最好的出路，也是解决书记员职级的主要办法，这使得大量并不适合担任法官的人员想方设法挤上了“法官”这座“独木桥”，导致法官队伍日益庞大，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第四，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审判工作受到影响。人民法院的编制是有限的，由于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造成法院内部人员结构极不合理，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的比例严重失调，各级法院都出现了书记员严重不足的情况。因此，审判人员不得不从事一些诸如庭审记录、送达、案卷归档等本不该由他们从事的工作，直接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现有的书记员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审判制度的需要。改革书记员的管理体制，引入新的竞争与择优机制，实行聘任制的管理模式，是提高书记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具体说，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创新。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性、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采用传统的公务员录用方式无法解决工作人员的轮岗和出口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办发[2000]15号）中，都提出了在国家公务员的部分职位可以实行聘任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聘任制公务员的试点工作却一直没有展开，与这种特殊的管理方式相适应的聘任程序、合同管理方式、工资福利和保险制度等也一直没有建立。因此，《试行办法》的出台，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的创新。人民法院书记员实行聘任制管理，既与过去国家试行过的乡镇干部聘用制不同，也有别于在竞争上岗中实行的领导干部聘任制，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有利于完善法官管理制度，加快法官队伍建设进程。一方面，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对于人民法院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以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为起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将逐步、分阶段地展开。司法分工将逐渐科学化、合理化，审判资源将得到优化配置，各类人员将进行分层管理，他们将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乐其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的分类管理模式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采用分类管理模式后，在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类人员职责的基础上，区别不同种类人员各自的任职条件和选任程序，就可以相应地提高法官的任用条件，严格法官的遴选程序，进而优化法官队伍的来源，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力地推动法官队伍建设的进程。
第三，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一是可以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推行这项改革后，书记员的职责明确，编制确定，职务序列单列，不再向法官职位过渡。二是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活力。聘任制书记员年轻，接受新事物快，通过培训，更容易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能够适应现代化庭审的需要，一些先进的庭审记录手段将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庭审过程的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三是便于管理，解决“出口不畅”的问题。对在聘任期间工作态度和工作技能不适应工作需要的书记员，法院可以解聘或不续签合同，从而改变当前法院用人能进不能出的现象。
总之，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将是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和加速器。这一改革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规律，解决了当前法院审判工作的急需。
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成效。
??目前，全国已有不少法院尝试对书记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探索，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广西柳州中法院等法院实?大立案"，书记员交由立案庭集中管理，实行集中管理模式，从而取代以往的分散管理模式；又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书记员管理室为全院47个合议庭各配备一名跟案书记员，启动了其书记员的"单序列双重管理模式"；还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书记员处，变"一审一书的书记员分散管理为书记员处系统、规范的集中管理模式"。
??从改革的实效看，这些法院的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１、有利于建立新型"审书关系"，促进书记员队伍的稳定。由于法官不再从书记员中产生，书记员有自己的晋升序列，调动了书记员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书记员队伍人心的稳定，解决了以往每提升一批法官就造成书记员岗位空缺、审书比例失调的问题。而且由于书记员集中管理，解决了由于各庭收案数不等而使书记员忙闲不均的情况，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此同时，法官可以集中精力抓审判，有利于提高裁判案件的效率和水平。
２、有利于书记员素质的提高。书记员集中管理后，职责明确，改变了过去审书代劳的现象。书记员有统一的工作规范，改变了由审判员考核评价标准不一的问题，使书记员的竞争意识大大增强。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的法院，不少书记员均已采用电脑或速录机记录，记录的速度、质量、美观程度都大有改善。卷宗装订井井有条，各种审判内勤工作质量都得到明显提高。
３、有利于书记员监督机制的健全。书记员独立管理后，改变了以往一审一书的固定搭配关系。由书记员处负责分案、安排开庭日期，杜绝了法官自定开庭日期的弊端，而且从制度上隔断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前与法官接触的问题，有利于公正办案。
４、促进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书记员处安排开庭日期和统计、公布收结案情况，有利于保证及时开庭和在审限内结案，提高了办案效率，而且使审判重心真正放到了庭上，符合控辩式庭审及时开庭、当庭宣判的要求。
?? 三、完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具体思路。
??1、实行书记员终身制。这是新型书记员管理制度的核心。书记员"终身制"是指书记员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书记员在任职期间，只能在书记员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承担应由法官完成的工作或者晋升为法官。为了充分开发书记资源，顺利完成日益繁重的开庭记录、卷宗装订归档任务，应当实行书记员终身制。
??2、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在以往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由于书记员分散在各庭，不利于书记员的管理与整体提高。而成立书记员室或其他书记员专职机构，有利于对书记员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和业务培训，即实行"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并设立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刑事、民事、立案、审监、执行及速录员的管理工作。"分散使用"就是，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合理安排到各业务庭，在审判工作中协助审判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当好法官助手。
??推行这一"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模式，既能使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同时又突出书记员要服从各审判庭工作指派，有利于建立新型的审书关系，使审判工作不因书记员管理体制变化而受到影响。
??3、书记员的产生及标准。长期以来，法院书记员的来源基本是军队转业干部、大学毕业生、以及从其他单位调入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素质、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容易影响人民法院的整体素质和书记员工作质量。因此，根据现行的人事管理机制，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择优招聘书记员。
由于法院书记员从事的是案件审理的记录工作，应当选择那些政治素质高、具有良好品行、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书记员；同时，文字功底厚、擅长计算机专业也是担任书记员的重要条件。由于法院审判常涉及到国家机密和审判秘密，案卷本身的保密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书记员还要有较强的保密意识。此外，上级法院的书记员可以从下级法院工作突出的书记员中选拔升任。国家和有关部门还可建立书记员学院(校)，专门培养法院书记人才。
??4、实行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所谓单独职务序列，就是指书记员作为一个专门职业，独立建制，专门管理，实行与法官并行的运行机制，工作出色的书记员可以提升为书记长，也可以参照法官模式晋级。在过去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书记员被作为法官预备队，常常越俎代庖，代替法官制作审理报告和判决书，甚至主持开庭审理案件，导致书记员和法官职能不分，工作没有理顺。这不仅影响了案件的审理质量和审判效率，也有损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建立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后，书记员有了独立的工作规则、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书记员将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同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更好地为审判工作服务。
5、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要与审判流程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进行。案件流程管理制，指由专门机构根据各类案件在审理流程中的不同环节，对立案、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阶段进行跟踪管理，以保证案件审理工作的公正、高效。其中的送达、开庭环节与书记员工作联系密切。开庭要由书记员记录，送达一般也通过书记员转交法警办理。因此，建立职业书记员制度必须与法院的其他改革相结合，以互相补充和促进。
??四、改革书记员管理体制应注意的问题。
??在进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时，其积极作用突出但仍有一些不协调之处有待完善：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但书记员在法院干部序列中的地位还不明确，对书记员的任职条件、职务等级、晋升辞退等都缺乏法律保障；一些法院工作时间长，学历高的老书记员忙于准备取得法官资格的考试，已取得法官资格的亦不太安心书记员工作；书记员处与其它庭、处、室等在工作关系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理顺。故建议尽快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构建一支适应新形势下工作任务的职业化书记员队伍。
论进一步探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
李玉华
内容提要： 2003年10月27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有效解决旧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试图分析旧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凸显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颁布后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探索了书记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书记员 管理体制 单独序列 终身制
建国以来，人民法院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同属国家行政干部序列，一直沿用着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这种管理体制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书记员职位有着明确的晋升方向，目标明确，容易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书记员接近审判工作，熟悉审判工作的全过程，使书记员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师徒式”的管理模式便于对书记员进行培养；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难题亟待改革：
第一，书记员队伍不稳，整体素质不高。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书记员没有单独的职务序列。书记员的职务和职级，只能通过升任为法官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书记员成为法官的“后备军”是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制度从客观上造成了书记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同时，书记员一经录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辞退的，一些不胜任工作的书记员也很难找到出口，致使书记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二，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法官队伍膨胀。在旧的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下，晋升法官是书记员最好的出路，也是解决书记员职级的主要办法，这使得大量并不适合担任法官的人员想方设法挤上了“法官”这座“独木桥”，导致法官队伍日益庞大，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