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贯彻执行草原法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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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制高点，是一个万邦来潮的泱泱大国。唐朝的鼎盛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本文从唐代的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以及中央监察制度的角度来对唐朝的繁荣做剖析。
关键词：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政事堂；御史台
一、政府机构
（一）中书门下政事堂和三省六部由来和演变。
三省的由来
（1）、尚书省
秦始皇扫灭六国后，其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权力集中到其个人手中，以削弱潜伏的反动力量，加强对其他地区的控制。于是就产生了三公九卿制的中央行政体制，其中九卿府中的少府就孕育出了后来的尚书省，此时的少府设有尚书令。此时的少府只掌管三海池泽之税和关手工业，以供皇室享用。到了汉朝，少府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以致“出纳王命，政赋四海”，侵夺了其他诸卿的实权。西汉末年，“尚书台”名称开始出现。东汉后尚书台成为事实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曹魏开始，尚书台最后脱离少府，成为完全独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南朝时正式称为尚书省。隋唐沿用。
唐朝时，尚书省编制极大，下设六部二十四司，有权发布和执行政令。还有权根据制敕所确定的大政方针制订具体的执行方案。这种制度的设计对后世影响极大，当代的中国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大概就是沿用唐代“六部二十四司”制度。
中下省
曹丕称帝时，尚书令权力极大，对其权力构成了威胁，为了牵制尚书令的权力，将原有的秘书监改为中书省。到晋代，中书省成为正式的出令机关。中书省决定的政策法令经过皇帝批准后，交由尚书省执行，此时，尚书省成为了执行机关。隋称内史省，唐又改名为中书省。
门下省
魏晋时，中书省势力增长，又使皇帝感到有震主之危，便让侍中（掌管殿内往来奏事和侍奉皇上）参与大政，以钳制中书省职权的行驶。西汉中叶，侍中地位提高，逐渐代皇帝批阅尚书奏事，进而参与国家机密。曹魏时，侍中和尚书共参机衡。晋代，发展为门下省。南北朝时期，门下省成为高级谋议、决策机构。此时三省正式形成。隋唐沿用。
中书门下政事堂
唐朝初期，政事堂只是宰相们集体议政之地，设于门下省。当时“中书出令，门下封驳”，两省关系紧张。为了解决矛盾，唐太宗重新规定，先由中书省和门下省在政事堂议论政事，议定后奏报皇上，然后再由中书省出诏，门下省封驳。唐玄宗时期，政事堂正式称为“门下中书政事堂”。中后唐时，门下中书政事堂成为凌驾于三省之上的中枢决策机构。
、唐朝繁荣与政府机构制度设计的关系
古代深受儒家的思想影响，由“天地君亲师”可以看出，除了天地之外就数君主最大了。再者所谓“天下大权，集中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中于皇帝”，君权至上，皇帝掌握着一个国家的全部权利，这样皇帝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且还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同他制衡。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因为不是每个皇帝都是明君，即使是所谓的明君也有气昏了头的时候，那时候别说杀一个朝中命臣，就是颁布诏令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也无人能挡。
然而“三省”和“门下中书政事堂”这样的机构设计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门下省和中书省在政事堂议政，很好的把封建统治阶层的诉愿集中起来讨论，然后作出最符合封建统治阶层利益的决议，然后交由皇上决定。这样就很好的把统治阶级的意志集中起来，减少了皇帝因为个人的能力以及个人的感情因素而制定实施错误的方针政策。
三省和门下中书政事堂之间的权力制衡更加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而危及皇族自身的统治地位。即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某个机构的官员权力极大，到最后出来造反。
二、唐代的监察制度
唐代的中央监察制度主要有：谏官制度、封驳制度和御史制度。
谏官制度
谏官制度很早就有了，但是历代王朝对谏官废置不定，而且编制也不定。秦朝时就设置谏议大夫，后来发展到唐代时对谏官进行了精简的编制。
门下省谏官
左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等。
2、中书省谏官
右散骑常侍，右补阙，右拾遗等。
3、其他官员
上疏进谏并非仅仅是谏官才有的权力，而是全体官僚士大夫都具有的一种权限。

谏官的主要职责是研究国家政策、法令以及某些重大措施和制度，对国家政策、法令的执行情况，甚至包括皇帝执行政务的情况进行监督，如果认为不妥，有权向皇上规谏。
谏言都不是在唱赞歌，所谓“忠言逆耳”，就是这样。但是鉴于历代沦亡的经验教训，为了维护其封建阶层的利益和皇室自身的统治，唐王朝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这就“利于行”。于是出现了魏征、房玄龄等直言进谏而又深得皇帝赏识的佳话。唐王朝还是一个中国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据历史考证，没有人因为写诗而被处斩的，唐王朝的纳谏气度由此可见一斑。繁荣昌盛那是毫无疑问的。
封驳制度
所谓封驳, 是指封还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是从封事和驳议发展而来。 中书省制定政策，草拟诏敕；门下省审议签发，或驳正违失。门下省“审署奏议,驳正违失” ，不管是皇上的诏敕还是中书省制定的一些法令，如果不认为不适宜门下省都有权驳回和纠正。这样就对皇上的权力有一定的监督作用，防止了皇上的权力滥用，使百姓遭受祸害；同时也对其他两省的权力形成制衡，其实这也是唐朝时期把“封驳”制度化的原因。


（三）御史制度
1、御史的历史由来
御史最初见于西周，当时掌管职司礼仪、祭祀监察；春秋战国时期，御史发展成史官，跟随君王左右；到秦朝时设有御史府，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御史府是三公府之一；汉代的监察网络的主干主要是御史府；魏晋南北朝设御史台；隋朝是也设御史台；到唐朝是形成“一台三院”，即御史台以及其所辖的台院、殿院和察院。
在唐朝，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为御史台行政长官，其下属的三类御史为台院侍御史，殿院殿中御史，察院监察御史。
2、御史台职权
御史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中丞为之贰”。由此看出，御史大夫的权力极大。但是御史台在弹劾官吏的时候需要先上奏，如果皇帝允许，方可弹劾；如果皇帝不允许则不能弹劾。
台院，主要是纠谈中央百官，参与大理寺审判和推鞠皇帝制敕交付的案件，承办台内事务和分判台事，还进宫接旨、奏事以及出巡地方，举证不法。
殿院，执掌朝会时百官仪态行止、言行队列，参掌朝廷供奉，监察库府出纳，并负责推按狱讼，监察和巡视京城内外以及驻屯京师的诸位禁军。
监察，主管巡按道，州、县，监察百官和在京的所有中央机关簿案。
御史虽然官的品级不高，但是有由于经常在皇帝身边，深得皇帝信任，为皇帝耳目，而且皇帝也想建立一个比较完备的监察体系来制衡百官的权力，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所以御史有很大的权力，在唐朝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台三院的关于御史台的监察体制。但是尚书省“若御史有纠劾不当，兼得弹奏”，从而御史在尚书省的监察纠举也受到一定的牵制和监督。尚书省对御史的选任也有一定的牵制，所以尚书省对御史的弹劾百官有一定的障碍。
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御史乱设乱封，导致监察机制完全崩溃，御史台的作用丧失殆尽，唐王朝的繁荣一去不返。
综观整个唐朝的制度，总的来说其权力虽然也还是皇帝一个人的，但是三省之间，三省与政事堂之间，以及御史台之间，和皇帝之间的权力都相互制衡。一方有不符合封建阶层利益的举措，另一方走出来纠正，这样保证了国家的大政方针一直都围绕着封建阶层这个核心运行，整个国家形成一股合力，当然就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现代金报》2012年5月6日第A2版报道：不满开发商降价，杭甬接连上演“房闹”事件。“房闹”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现象，近来在全国各地，尤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频频上演。业内通常将已购房的老业主由于对新开或新推盘价格低于其购房时的价格不满而发生的集体与房地产商闹事的行为称为“房闹”。 有小打小闹者，亦有血腥大闹者，屡屡发生，堪称楼市一景。这其中有该闹的，也确有无理闹事的。但无论怎样闹，都应合法，至少合理去闹。摒弃文明，采用暴力手段，打砸的行为要坚决杜绝，此类行为也会受到法律制裁，受害者成为违法者的现象也是大家都不愿看到的。
透过房闹现象的表象看本质，购房者在面对房价下跌时集体“房闹”，或要求开发商退房，或要求补齐差价，究竟有无法理依据呢？
在此我们不可避免要谈及两个关键词：情势变更原则、商业风险。
情势变更原则从民法学角度讲，是指合同成立后，作为合同关系基础的情势，由于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发生了非当初所能预料的变化，如果仍坚持原来的法律效力将会产生显失公平的结果，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因此，应当对合同的法律效力作相应的变更乃至合同解除的一项法律原则。情势变更原则实质与功能在于消除合同因情势变更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维护社会公平和商品安全交易。
按照经济学的定义：商业风险是指在商业活动中， 由于各种难以或无法预料、控制的因素的作用，使主体的预期收益与实际收益发生背离，因而有蒙受经济损失的机会或可能性。财务管理学认为：“商业风险（也叫经营风险）是投资风险的一种，是指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它是任何商业活动都有的。”国内合同法学者将其定义为：“商业风险是指商人或商业组织在商业活动中因经营活动所应承担的正常损失”。笔者认为商业风险是商主体从事商活动时预期收益在既定条件下（经济情势不发生巨变也不是不发生变化）实现的可能性。
那么对于“房闹”的购房者来说， 面对房价下跌，到底有何种解决路径呢？究竟是根据风险自负原则，独自承担房价下跌的商业风险，还是有权援引情势变更原则要求开发商退房解除合同或补差价？
要解决此问题，首先要正确区分商业风险和情势变更的界限。
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都可能由物价涨跌、币值升贬、市场兴衰等情事引发，并都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不利影响。但两者在本质上却有明显的区别：
一、主观要素不同：情势变更是在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并不能克服，双方均无过错的情况下，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引起的；而商业风险在当事人订约时是能够预见或应当预见的，当事人预见到这种风险或应当预料而没有预料，并且愿意以此为代价去从事经营活动，在主观上是有过错的。即商业风险可归责于一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
二、发生原因不同：情势变更是由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即其不能预料的经济情事引发的，而这些经济情事如国家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价格的非正常涨落、市场的异常变化等往往又是重大变故引起的，其所导致的风险是异常的；而商业风险的发生则与商主体的素质、经验等自身因素有关，取决于商主体是否遵守商品的价值规律，是否了解市场行情以及对市场信息的判断力等，这种风险是商业活动中的正常风险。
三、发生时间不同：情势变更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即合同生效后至履行终止前之一段时间内；而商业风险则可能发生在合同履行期间，也可能发生在其他时间。
四、产生影响不同：情势变更一般会对合同的正常履行产生重大影响，即在客观上可能造成合同履行不能或合同目的不达的后果，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造成重大损失；而商业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则较小，不会造成合同履行不能或合同目的不达的后果。
五、法律后果不同：情势变更导致的法律后果有二：一是变更合同，消除显失公平的后果。二是解除或终止合同，并免除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因情势变更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目的在于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由双方分担风险；而商业风险导致的法律后果则是当事人“责任自负”。按商业风险责任自负原则，无论出现何种情况的商业风险，对当事人都不能免责，而应自行承担风险。如果当事人因此而不履行合同则应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很明显，在习惯了接受房价“长期上扬”的心理预期后，房价稍微下调，购房者也会觉得无法接受。以高价买下房子的老业主要求退房，跟开发商之间闹得不可开交。其实，开发商与购房者之间能不能就降价较劲，关键看合同约定，契约优先。合同如写明若降价将补偿业主或者或退房，那么业主要求要求补齐差价或退房无可厚非，反之，合同中若无相关条款，业主的要求只能算是“无理取闹”。业主以开发商降价为由，打砸售楼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情节严重将会构成犯罪。开发商降价，从而给业主带来损失并不能成为打砸的理由，房子跟市场交易的其他商品一样，会升值也会贬值，业主作为理性的商主体，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购房是在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下完成，不存在开发商欺诈胁迫或趁人之危，其购房行为是一种商事行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即便是自住型需求，买房也改变不了投资性事实。“房闹”，情理上说不过去，法理上更站不住脚。购房者必须意识到购房行为背后存在的商业风险，做好房产可能贬值的心理准备。除非国家政策层面的变动，导致房产合同履行不能，购房者可以此为由要求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购房合同以外，其他情况下开发商为应对市场竞争自主降价行为导致购房者房产贬值属正常商业风险，购房者无权要求解除合同（购房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作者单位：济阳县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