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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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主要口岸设立特派员办事处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特派员办事处暂行条例的请示的通知

1982年7月15日，国务院

国务院同意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主要口岸设立特派员办事处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特派员办事处暂行条例〉的请示》，现转发给你们，请大力协助特派员开展工作。
当前，在主要口岸设立特派员办事处，是加强对外经济贸易行政管理，做好出口商品协调裁决，推动和促进进出口企业实行以口岸为中心的按行业联合经营，恢复和加强口岸与内地传统的经济联系，克服在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中某些混乱现象的重要措施之一。特派员办事处的设立，将有利于贯彻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对外的原则，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在更加健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在主要口岸设立特派员办事处，是一项新的工作，还缺乏经验。对外经济贸易部要加强领导，贯彻执行特派员办事处暂行条例的规定，使特派员迅速开展工作。要及时总结经验，使各项规定逐步完善。各地人民政府和各部门要关心和支持特派员的工作，特别是天津、上海市，广东、辽宁省人民政府对驻在当地的特派员办事处的工作要大力协助。交通运输、港口、银行和海关、商检等有关部门，对特派员的工作要积极配合。

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在主要口岸设立特派员办事处和《对外经济贸易部特派员办事处暂行条例》的请示
今年三月十一日，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为了加强对外贸易的协调管理，可由我部在主要口岸派驻特派员。
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近三个月来，我们先后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征求了有关部门、地方的意见。大家认为，在当前我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的情况下，为了贯彻统一对外的方针，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管理和协调工作，推动以口岸为中心的专业联营，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在搞活的基础上更好地发展，在四个主要口岸（上海、天津、大连、广州）由我部派驻特派员，设立特派员办事处，是必要的。我部研究起草《对外经济贸易部特派员办事处暂行条例》草稿后，分批召开了有各外贸专业总公司负责人、各工业部门的工贸总公司负责人，以及上海、天津、辽宁、广东、北京、陕西、黑龙江、四川、湖北、安徽十个省、市进出口委主任或外贸局长参加的六次座谈会，对条例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修改。同时对有关设立特派员办事处的其他筹备工作，作了一些安排。现将《条例》报请审批，并对有关问题请示如下：
一、特派员的人选。由于特派员担负着对外经济贸易业务的协调裁决和行政管理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我们意见：初期设立时，要派有威信，有经验，熟悉业务和政策的同志担任。具体人选将随后报请批准、任命。
二、特派员工作联系范围。特派员虽然驻在口岸，但其工作范围要超越口岸，特别要注意到有传统的经济联系的地区，才能做好协调管理工作。因此，我们意见，特派员的工作联系范围，基本上可按原来的大区划分，即驻大连特派员联系东北地区，驻天津特派员联系华北、西北地区，驻广州特派员联系中南地区，驻上海特派员联系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四省、区，以保持与原有口岸（一个或两个）的传统经济联系为原则，继续联系，不作新的变动。
三、特派员与地方党政的关系。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的精神，我们参照铁道部所属各铁路局与地方党政的关系原则，规定了“特派员办事处是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派出机构”，“受对外经济贸易部直接领导”，其党、团组织直属对外经济贸易部党、团委领导。但有关紧急重要的传达报告和阅读文件，均请地方党政协助安排。
四、特派员办事处人员编制。在这次机构合并精简时，原批准的我部行政编制中，没有包括这一部分人员。因此，根据精简的原则，请批准增加干部编制八十至一百人、工勤人员二十人，由我部根据四个口岸任务轻重调剂使用。人员实行轮换制。
五、特派员与广东、福建两省及其经济特区的关系。鉴于国务院国发〔1982〕5号文件批转原外贸部《关于外贸出口商品实行分类经营的规定的请示》的通知中对于协调商品，已明确广东、福建两省必须接受外贸专业进出口总公司的协调；而特派员的重要工作就是监督、指导协调工作，必要时进行裁决，因而两省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也应该包括在有关口岸（广州、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的工作联系管理范围之内。
以上意见及特派员办事处条例，如无不妥，请一并批转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并请各部门、各地方大力支持和帮助特派员开展工作。

附：对外经济贸易部特派员办事处暂行条例
在我国继续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和有较多的部门、地方、企业参与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情况下，为了既能正确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又能防止自相竞争，避免发生混乱现象，必须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经营协调和行政管理，做到统一对外、联合对外。为此，除采取其他协调管理措施外，决定在主要口岸派驻特派员，设立特派员办事处。
一、特派员办事处是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派出机构，其名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驻××特派员办事处”，受对外经济贸易部直接领导，向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特派员要与地方党政密切联系，汇报工作情况，取得地方党政的支持帮助，并及时向对外经济贸易部请示报告。
二、特派员的任务
（一）根据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对外的原则，并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对进出口商品协调小组制订的进出口商品协调方案的贯彻执行进行监督和指导。对执行进出口商品协调方案中发生的问题，属于特派员所辖地区范围内的，可就地协助解决；属于全国性的问题，如市场、数量、价格、客户等大的变动，仍由总公司协调小组解决；
（二）加强行政管理，根据对外经济贸易部的授权范围，负责审批和签发部分进出口商品的许可证；
（三）协助专业进出口总公司（包括工贸结合的总公司，下同）对主要出口商品，逐步实行按行业以主要口岸为中心的统一经营和联合经营；
（四）为了加强统一对外、联合对外，可视情况召集所在口岸及所辖范围内的省、市、自治区的对外经济贸易部门的联系会议，沟通情况，协调解决口岸与内地的关系。有关专业总公司和对外经济贸易部有关单位可派人参加会议；
（五）对对外经济贸易有关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对加强进出口管理和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等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向对外经济贸易部提出建议；
（六）办理对外经济贸易部交办的其它事项。
三、特派员的权利
（一）对进出口企业违反进出口商品经营分工和协调方案的业务活动有权干预和制止；
（二）对于违反政策或国家有关法令、规章制度的交易，特派员有权制止，有权拒发许可证；
（三）各专业总公司的进出口商品协调小组应向特派员提供业务资料（包括协调方案、会议纪要、简报、统计资料和报告等），以便特派员对协调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裁决；
（四）当地省、市和有关内地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行政部门关于管理工作的报告，应抄送特派员。特派员为了工作的需要，有权请当地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行政和企业部门提供关于协调和管理的情况和资料；
（五）为了履行本条例规定的任务和职责，当地交通运输、港口、银行和海关、商检等有关部门，对特派员的工作要积极配合。
四、特派员的任命、任期、组织关系和奖惩
（一）特派员办事处设特派员一名，副特派员一名。均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提名，报请国务院任命；
（二）特派员任期一般为两年，到期轮换，必要时可适当延长。特派员办事处工作人员也实行轮换制；
（三）特派员办事处的政治思想工作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特派员及工作人员中的党、团员，分别建立党、团组织，直属对外经济贸易部党、团委领导。有关紧急、重要的传达报告和文件阅读，请地方党委协助安排；
（四）对特派员及其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奖惩，均由对外经济贸易部负责办理。
五、特派员办事处的人员编制、经费、生活
（一）根据精简原则确定人员编制，干部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派出。内部机构设置要精简，力求提高办事效率；
（二）办事处的经费开支，纳入对外经济贸易部预算；
（三）办事处人员的日常生活，请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安排。
六、特派员及其办事处人员的工作作风
特派员及其办事处工作人员应努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执行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和各项规定，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要加强调查研究，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实事求是，加强全局观点；大公无私，办事认真，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承担的各项工..
七、本暂行条例，经国务院批准后执行。如需补充、修改，由对外经济贸易部提出，报经国务院批准后实行。


张驰 华东政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权利本质；意思；自由；利益；法力
内容提要: 对民事权利本质之争的三学说中，“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均不能揭示权利的固有属性，唯有“意思说或自由说”涉及主体意志的实现资格反映了权利本质。但权利创设离开法律这一媒介则与现实不符。而探究权利本质的目的主要在于准确理解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明确法律设置权利及其赋予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价值所在。


近代以来，民法以人为本位，并围绕着人这一主体确定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和有关制度。其中，权利已成为民法的核心概念，可以说民法的一切制度均是以权利为中心而构建的。但对于权利这一法律构造物，学界至今依然在如何界定、能否类型化以及如何保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莫衷一是。其实，这些争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对权利本质的认识相关。


一、民事权利本质的定位


我国古代汉语中，“权”和“利”为两个独立词汇，偶然也有权利并用，但其涵义均与现代权利概念相去甚远。[1]现代汉语“权利”一词，移译自日本，日文中权利一词又移译自欧洲。最初译作“权理”，取其事理、道理之意，后译作“权利”。西语中的权利，拉丁文的jus、德语的Recht、法语的droit和英语的right均蕴涵正义和合理，[2]指正当而得有所主张而言，非“争权夺利”。[3]除英语外，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的权利一词均同时兼有法律的涵义，权利为主观化的法律，法律为客观化的权利，[4]足见权利与法律存在密切关系。但理论界对于权利的态度却并非一致，甚至存在权利否认说的观点，如法国学者狄骥认为人们只有依据法律从事社会互助的社会任务，绝无权利可言。[5]如此观点因过于极端而难以符合现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故对民法确定权利未形成影响。相反，鉴于权利机能在确定保障个人自由活动范围，自主决定组织和安排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6]近现代民事立法均肯定权利存在的合理性。无疑，对权利本质的分析和揭示也是在肯定权利存在的基础上展开的。


(一)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简介


自19世纪以来学者们致力于探究权利的本质，学说纷呈，其中有代表性的流派主要包括意思说、利益说和法力说三种。[7]


1．意思说。意思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学者萨维尼(Savigny)和温德夏特(Windsc-heid)，[8]该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意思自由或意思支配。亦即权利为个人意思能自由活动或任意支配的范围。故意思为权利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权利的本质应归着于意思。[9]萨维尼之所以毫不掩饰地重视意思，关键在于他将意思支配与法律关系相联系，并且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被确定的个人意志独立支配的领域。个人意志除作用于当事人自己外还可包括外部事物，由此决定意志支配主要可涉及三个对象，即本人、无意思自由的自然以及他人。[10]显然涉及对象不同，所呈现的法律关系的种类也有异。与意思说相似的是自由说。该说主张权利本质为自由行为的范围，但其影响力较为逊色。[11]其实，自由说与意思说本质相同，都强调了意志或意思在权利中的地位。只是自由说更明确地指出权利乃是意志实现的自由，而非单纯意志自由。因任何人意志均为自由不言而喻，故只有将个人能自由实现的意志定为权利，才具有法律价值。


2．利益说。利益说的创始人为德国学者耶林(Jhring)。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凡依法律归属于个人生活之利益(精神的或物质的)即为权利。[12]耶林曾明确主张“法权是信法加以保障的利益”，更有学者对此进一步说明：“其实主观法权的根本就是一种利益，法权只当利益经法权的享有人或另一人用意思表示在外部证实时，才真正地表现出来。”[13]按照该观点，权利主体与受益主体同一。利益说将社会生活关系中包含的各种利益作为权利，更为直接和客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国大陆众多学者认可。


3．法力说。法力说由德国法学家梅克尔(Merkel)首创，此说基本观点是，权利本质乃享受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14]也就是说，权利由内容和外形两要素组成，前者为法律上的特定利益，是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发生的人类与事物之间的各种关系；后者为法律上之力，即法律因充实其所认许的利益不能不赋予的一种力量。[15]该说立足于实证角度研究法学对象，成为近世有力之说，尤受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推崇。我国台湾学者郑玉波先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强调法律赋予的法律上之力因受法律支持和保障，而不同于一般实力(私人腕力)。同时，法律以力予人，目的在于使人享受特定利益(包括财产和非财产利益)。[16]因此，不同权利意味着利益和法律上之力也不同。


(二)民事权利本质主要学说评析


关于权利本质的不同学说，学界至今见仁见智，难以完全达成一致。


对于“意思说”(或自由说)，否定者通常认为该说根本缺陷在于，不强调权利与法律的关系，不能解释道德规范和不依当事人意思的法定权利现象。[17]也就是说，“意思说”不能合理说明权利与法律谁先存在，无意思能力者是否仍然可作为权利主体，权利得丧是否均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等问题。这是因为，按意思说，只要存在意志就应有权利，但事实上权利的出现晚于法律，在法制史上早期的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此外，权利若归结于意思，则未成年人或精神病患者因无意思能力而不应享有权利。但现代民法均以人格平等相标榜，无论权利人精神状态如何，都无例外地为权利主体。固然，为补正无意思能力人的缺陷，可设法定代理人制度。但以法定代理人意思为被代理人意思，可解决权利行使的问题，却终难证实无意思能力人有意思的自由。[18]


对于“利益说”，否定者一般认为其主要不足在于易将权利与权利所保护的利益混淆。[19]这是因为，一方面法律保护的利益并不都体现为权利，如交通安全作为一种法律保护的重大利益并未表现为权利，却反映为要求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义务；[20]另一方面权利也不总是反映为利益，有时仅反映一种自由，如人们为赠与或捐助行为，以及舍己救人行为等，仅仅表明行为资格而与利益无关。[21]亦即权利与利益无必然联系。何况，民事法律作为行为规范通常仅规定主体能否为何种行为的界限，而不顾及主体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等。此外，如不言明该利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则与“意思说”相同，该说亦以权利先存为基础，而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与权利的关系。


“法力说”以法律先存为基础，强调先有法律后有权利，明确了法律与权利的关系，成为当今通说，但仍然有难以回避的缺陷存在。这是因为，作为权利要素的内容和外形均非权利的本质。即特定利益本身是权利所要达到的目的，法律上之力系达到目的的手段和担保。“目的”仅是行为的结果，而非对“行为”本身的注解，手段是法律的强制作用体现，仅表现为一种现象，同样也不能揭示事物的固有属性。而且，法律上之力只是法律制度对权利人的授权，体现为法律上“可以作为”的某种可能，而非指各种具体权利，且不同法律关系也无法概括出一种具体的权利。[22]


比较而言，“意思说或自由说”关注主观层面的意志自由，着眼于权利动态；“利益说”侧重于客观层面存在的利益，重视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力说”立足于应用层面，强调法律是权利的发生依据和前提，注重法律上之力的作用。可见，各种学说虽因侧重不同而利弊并存，但仍可根据其基本内容推导出存在价值。三学说中“意思说或自由说”基本反映了权利本质，“利益说”体现了保护的目的，“法力说”则在明确保护目的的同时，强化了法律的实际应用。因此，唯在关注“法力说”的基础上强调意志自由是权利本质，才能对权利进行准确定位且使之更具实际意义。对此，尚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