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黄南州政府系统电子公文传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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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林业厅


辽宁省采挖移植树木管理办法


　　2003年4月30日，辽宁省林业厅为了规范树木采挖移植管理，制止乱采乱挖行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国家林业局关于规范树木采挖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制定了《辽宁省采挖移植树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利用，规范树木及森林植物的采挖移植管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林业局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省境内从事树木采挖移植活动必须遵守本办法。本办法所称的树木包括乔木、灌木、可再生树桩和树根及其他植物。


　　第三条 凡采挖移植树木必须经当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采挖移植苗圃地、自留地和农村居民房前屋后个人所有零星树木及另有规定的树木除外。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有关林木采伐和珍贵野生植物及古树名树保护的有关规定对采挖移植树木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严格控制采挖移植森林内的树木及其植物。采挖树木不能使森林、林木、林地生产条件和森林生态系统遭受破坏。


　　第五条 凡属下列条件之一的树木严禁实施采挖移植活动：


　　（一）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的树木；


　　（二）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的一级野生植物以及经县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列入名树、古树名录的树木；


　　（三）经国家林业局认定或经国务院批准的特种用途林和重点防护林中的树木；


　　（四）立地条件极差，土层平均土层厚度不足30厘米及其他难以植树造林地域的树木；


　　（五）坡度26度以上（含26度）的林地内的树木；


　　（六）公益林中的天然林；


　　（七）岩石裸露、干旱瘠薄及其他生态地位极端重要、生态环境极端脆弱的特殊保护和重点保护区的树木；


　　（八）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规定严禁采挖移植的其他树木。


　　第六条 凡属下列条件之一的森林、林木要从严控制采挖、移植活动。


　　（一）自然保护区的试验区及自然保护区以外的珍贵树木和林区内具有特殊价值的植物资源；


　　（二）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认定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公益林中的人工林及天然商品林；


　　（三）胸径大于10厘米（不含10厘米）的树木；


　　（四）近10年年均降水量低于400毫米县（区）的树木。


　　（五）郁闭度在0.20—0.60的森林中的树木。


　　第七条 树木的采挖移植必须由林权所有者向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采挖作业设计，同时要有保证林地和植被恢复的措施，经林业主管部门批准，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时，要在采伐许可证中标注“树木采挖”。


　　第八条 采挖移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要按照《森林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家林业局关于实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采集证有关问题的通知》（林护发[2001]551号）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九条 树木的采挖移植必须由具备设计资质的林业调查设计单位编制采挖移植作业设计。一次性采挖乔木总量不超过30株（每亩采挖树木低于5株）的、采挖灌木总量不超过100株的除外，但须提交有明确采挖地点、种类、目的、数量及相关保护措施等内容的文件。


　　第十条 坡度15度以上（含15度）的林地经批准实施采挖树木与灌木活动后，5年内不得再批准该地实施采挖活动。任意两株采挖树木间距不得小于5米。在坡度低于15度的林地采挖树木及其他植物也要严格控制，具体标准可由市、县林业主管部门规定。在地势平坦且土层较厚的人工商品林及苗圃地采挖树木可不受采挖次数和强度的限制。


　　第十一条 采挖树木后林木保留株数要符合森林科学经营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采挖移植树木时，森林经营单位或个人及林业主管部门要指定专人到现场指导、监督树木采挖移植活动。


　　第十三条 采挖树木的单位及个人必须采取土壤回填等林地、植被保护与恢复措施，依法缴纳林业规费。凡对林地土壤或林木造成破坏，由林业主管部门代为恢复和补种，所需费用由采挖树木的单位和个人支付。


　　第十四条 采挖的树木运输时，必须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办理木材运输证明及检疫证明。无运输证明的木材检查站可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制止和处理。


　　第十五条 以营利为目的经营（加工）采挖树木必须经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未经批准采挖的树木。


　　第十六条 未经批准擅自采挖、运输、收购采挖树木，或者因采挖树木造成林地、林分、林相、植被破坏的，要依照有关林木采伐、林地管理、木材运输和收购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七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树木采挖移植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树木采挖移植的审批、检查、验收和监管机制。严禁违规批准采挖移植树木。凡滥用职权批准采挖的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情况严重还要追究责任人所在单位及其负责人的责任。对触犯刑律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制定《人民调解法》的建议

矛盾纠纷的处置方式分为诉讼方式和非讼方式。非讼方式包含了仲裁和调解。调解是具有东方民族文化特色的纠纷处理方式，基本可以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等三大类。司法调解可以称为法庭内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可以称为法庭外调解。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均作出了相关规定。
调解是带有世界东方文化特色的纠纷解决模式，可以称为纠纷解决的“第三条道路”和“绿色”纠纷处理机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等，也相继采用了这种模式。调解在我国的历史比较悠远，主要渊源于儒家的“德主刑辅”和息讼思想，早在元明之际就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应用。人民调解也是我党的优秀传统之一，早在苏维埃革命政权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就制定了相关法制文件，在战争年代迅速解决各类民事纠纷，为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的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954年3月22日，我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公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人民调解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初步明确了在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乡村村民委员会中发展人民调解组织，使人民调解工作初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1989年5月5日，我国国务院又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明确了在企业、事业单位发展人民调解组织，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走向法制化的轨道。2002年，司法部又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逐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程序，并提出在街道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使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走规范化。2002年9月，我国还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性质和法律效力，使人民调解工作逐步趋近成熟。
新时期，人民调解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手段，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指出，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人民调解组织每年调解民间纠纷600多万件，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调解的优点在于，一是比较快速地解决地民间纠纷，节省纠纷解决时间；二是合理、优化配置纠纷解决资源；三是可以通过对双方当事人的调解，达到政治思想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普法、法制教育的目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四是可以促进纠纷当事人尽快取得谅解，减少双方的敌对情绪，防止矛盾激化；五是可以减少集体上访事件和重复信访、越级信访等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六是可以通过主动调解，防止人们的过激行为，防止对社会的工作、生活产生不良影响，实现人民调解的预防矛盾纠纷的功能，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因此，加强人民调解立法工作尤其显得必要。
人民调解工作经过长期的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一定的成就。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制定人民调解法的立法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主要理据如下：
1、制定人民调解法是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法律权威性的迫切需要。目前，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已将司法调解纳入诉讼程序，并认可了人民调解的合法地位。但是，我国基本法体系在人民调解方面没有建立系统的制度和程序，社会认知力不够，对纠纷当事人也难以拖入人民调解程序，而民事诉讼法对人民调解的规定也太简略，仅规定了人民调解组织的设立和业务指导等内容，非常不完整，因而造成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权威性不够，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2、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对各种联动调处机制实现有效整合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近年来，深圳在全国率先开展了警民联调工作，深圳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办事处也在全国率先提出了综司联调机制，这些都是新时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要求的人民调解工作的新发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障社会平安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缺乏人民调解法，造成人民调解与行政处置之间缺乏有力的衔接，影响了社会矛盾的及时、快速调处。
3、制定人民调解法是拓广人民调解工作领域的迫切需要。西方发达国家对调解工作也比较重视。ADR是非诉讼非仲裁的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的概括性的统称，其主要类型包括有调解、中立听者协议、小型审理、租借法官等，也适用轻微刑事案件，是人文法治的新成就。据有关资料显示，西方发达国家有80%以上的纠纷是通过ADR方式解决的，大大节约了诉讼资源。联合国新近发展起来的恢复性司法活动，虽然属于刑事领域，但也借鉴了调解的一些工作手段和方法。在当前刑事案件数量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国更加适合在轻微刑事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使用人民调解工作方法，可以大大节省案件的解决时间或行刑资源。对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附带民事案件”部分，一般来说，如果由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判决，犯罪人会认为已经对其采取了刑事处分，对民事判决往往会产生不平衡心态，不愿意及时履行民事义务，会以各种借口出现拖延等现象，使受害人及其亲属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民事赔偿，使他们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如果在警方的监控下，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开展调解活动，则犯罪人与受害人及其亲属在一种相对比较轻松的环境下“谈判”，一方面可以使犯罪人认识到其犯罪行为对对方所造成的伤害，达到教育犯罪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迅速地促使双方达成民事赔偿的调解协议，尽快履行调解协议的义务，减轻受害人及其亲属在心灵、经济上的创伤。然而，我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刑事制度的立法权专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因而人民调解制度与刑事诉讼法的接轨和衔接任务还需要依靠人民调解法和民事诉讼法来共同完成。
4、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开展行业性人民调解活动的迫切需要。行业性调解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政府职能部门下属机构的调解，如消费者委员会或消费者协会的调解；二是行业协会的调解。对于第一类调解，我们可以在劳动行政机关、国土资源行政机关、建设行政机关等国家行政机关的公益性直属企业、事业单位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利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法律知识，开展专门化调解活动，集中处理劳资、物业管理、拆迁补偿等群体性纠纷，最快、最好地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对于第二类调解，我国目前尚缺乏专门的商业调解法规，国内个别地区已开始尝试邀请企业家担任调解员，开展商业调解活动，社会效果也比较明显。因此，人民调解法要采取多元化、多层次的调解方式，解决人民群众的迫切诉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5、制定人民调解法是促进人民调解工作走向专业化、专职化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一些地区的人民调解员是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兼任，缺乏专业的人民调解员。由于我国没有制定人民调解法，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各级党委、政府领导高度重视、人民调解的政治地位日益提高但法律地位仍然很低，很多同志产生了不少误解，认为干人民调解工作既不能“发家致富”，又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和保护，不愿意从事人民调解工作，阻碍了人民调解工作走向专职化的道路。实际上，人民调解员是一种高尚的职业，政治思想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具备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以及科普常识等各方面的知识。当前，我国的人民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阻碍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和解决，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十分不相适应。
6、制定人民调解法是加强人民调解教育、教学活动的迫切需要。目前，由于没有制定人民调解法，我国的各大学没有建立相应的调解专业，人民调解的教材也十分缺乏，即使是社区管理专业也没有开设调解课程，在调解方面投入的专家、学者也十分的稀缺。实际上，在我国，当前人民调解人才的数量需求十分庞大。据统计，仅深圳市福田区的人民调解员的数量就达到了2000多名，大部分属于兼职人民调解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调解既是纠纷解决机制的“第三条道路”，也是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必备的基本技能。我们应当从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开始传授调解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使人们更快、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减少和化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自我和解，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7、制定人民调解法是营建节约型社会的迫切需要。一般来说，诉讼和仲裁耗费的时间相对较长、费用较多，难以反映诉求处置的经济性要求。而人民调解不收费，一个案件往往可以在几分种、几个小时、几天内解决，甚至可以随时出现、及时申请、即时解决，大大节约了信访资源和诉讼资源，还可以引导群众理性、合法维权，防止矛盾激化，防止对社会政治、经济造成更大的破坏，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友好型”途径和“绿色通道”，客观上直接体现着节约型社会建设的精神内涵和实质。
我们建议，人民调解法可以采取以下的立法框架结构：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人民调解组织
第三章 人民调解员
第四章 纠纷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第五章 纠纷排查制度
第六章 人民调解工作纪律和人民调解庭纪律
第七章 民间纠纷的受理
第八章 人民调解协议及其履行和执行
第九章 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第十章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处、司法调解的衔接
第十一章 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的衔接
第十二章 附则
同时，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做法，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中规定，民事纠纷应当先经过调解后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除劳动仲裁外）。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人民法院的工作量，减轻群众的诉求负担，减少群众的诉求时间和诉求成本，维护社会的平安稳定。笔者还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中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执行力。

李志刚
2007年2月15日

李志刚：男，湖南长沙市人，41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生、法学研究生毕业，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经济论坛“学者专栏”学者，中共深圳市委办公厅信息督查处信息员，深圳市专家工作联合会专家，湖南都市职业学院客座教授，《专家视线》杂志编委。法学主要研究方向：立法学、人民调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反腐倡廉法制建设。联系电话：0755-81045860 电子邮箱：leab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