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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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
江西省南昌市人大常委会
南昌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
(2000年9月14日南昌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0年10月30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根据
2009年7月31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的 2009年6月25日南昌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南昌市科学技术投入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科学技术投入
第三章 科学技术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加强科学技术资金的管理，加速科学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科学技术投入，是指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科学技术服务、科学技术基础条件与设施建设、科学技术普及和奖励等有关科学技术发展的资金投入。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市以及县、区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
第四条 建立和完善政府财政资助、企事业单位自筹、银行贷款、社会捐赠和引进外资等多渠道的科学技术投入体系。
引导、鼓励企事业单位增加科学技术投入，使其逐步成为科学技术投入的主体。
第五条 逐步提高本市科学技术投入的总体水平，使科学技术投入同本市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全市科学技术投入的人均水平应当高于全省人均水平，全市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占本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达到2%以上。
第六条 科学技术投入应当坚持科学论证、优化投向、支持重点、注重效益和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七条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科学技术投入工作的领导，把科学技术投入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第八条 市以及县、区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科学技术投入的指导、管理和协调工作。
市以及县、区财政部门负责编制本级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预算，并检查监督其使用情况。
市以及县、区发展改革、经贸、农业等有关行政部门和科学技术协会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科学技术投入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科学技术投入
第九条 科学技术投入主要包括：
(一)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
(二)企事业单位自筹的科学技术资金；
(三)国家规定留给企事业单位用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资金；
(四)金融机构借入的科学技术资金；
(五)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投入、资助、捐赠的科学技术资金；
(六)其他用于科学技术的资金。
第十条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投入力度，确保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增长幅度高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安排的应用技术研究与开发、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与扩散等经费，应当分别占本级财政预算支出的1.5%和1%以上。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科研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中统筹安排。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分别按照所辖人口每人每年不少于0.6元和0.5元的标准安排科学技术普及经费。
第十一条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生产建设和发展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科学技术成果转化。
第十二条 鼓励企事业单位增加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企业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经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计入成本费用。
企业每年用于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经费占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不低于6%，销售收入5000万元至20，000万元的不低于4%，销售收入20，000万元以上的不低于3%；其他企业不低于1%，其中大型企业或者企业集团不低于3%。
第十三条 企事业单位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新产品开发及高新技术进出口业务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减免或者返还的税金，除按照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分配给个人的之外，应当用于科学技术投入。
第十四条 科学研究机构应当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研究开发的再投入。
第十五条 鼓励金融机构增加科学技术贷款，提高科学技术贷款比例，优先安排对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贷款。
第十六条 经有关部门批准，科学研究机构可以采取股份制、发行债券等形式，向社会筹集科学技术资金。
第十七条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投资、捐资、资助本市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境内外组织和个人投资、捐资、资助本市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鼓励企事业单位以合资、合作、参股等方式，引进境内外资金用于科学技术投入。
第十八条 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设立科学技术风险投资基金、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基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基金。基金的管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国家没有规定的，按照省、市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鼓励企事业单位、境内外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类科学技术基金，资助科学技术研究开发。
第十九条 依法保护科学技术投入单位、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章 科学技术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第二十条 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应当主要用于下列事项的投入：
(一)科学技术基础条件与设施建设；
(二)基础研究；
(三)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作用的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四)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应用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
(五)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应用、推广；
(六)科学技术普及。
第二十一条 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可以采取无偿资助、资本金投入、贷款贴息、风险投资、偿还性资助等方式使用，具体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二条 企事业单位自筹的科学技术资金，应当集中用于科学技术开发或者配套用于国家、省、市有关部门下达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并实行单独核算。
第二十三条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由单位或者个人向项目主管部门申报，经专家评审后，择优立项。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立项应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行公开招标。
单位或者个人申报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如实申报，不得弄虚作假。
项目主管部门和审批部门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或者属淘汰落后技术的不得立项。
第二十四条 经审定或者中标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实行技术合同制、项目管理责任制和项目承担人负责制等管理制度。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资金投入部门或者单位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可以实行分期评审、分段拨款，及时制止、纠正使用不合理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科学技术贷款项目的立项和管理工作，协助金融机构做好科学技术贷款的审查、投放和回收工作。
第二十六条 财政、发展改革等行政部门应当参与重大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验收。
使用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的项目承担单位，应当向财政部门报送经费决算报表。
第二十七条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资金应当按照预算管理程序下达，专款专用，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挪用、克扣或者截留。
财政、审计等行政部门应当对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审计。
第二十八条 建立和完善科学技术投入统计制度，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定期向统计部门、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报送科学技术投入的数据和资料。
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九条 对增加科学技术投入以及在科学技术资金使用和管理中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单位和个人，市以及县、区人民政府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对捐赠、资助科学技术资金数额较大的组织和个人，由市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挪用、克扣、截留科学技术计划项目资金的，由资金下达部门责令其限期归还；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虚报、冒领、贪污、挪用、截留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的，依照有关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的规定责令改正，追回有关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违法所得，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科学技术投入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获得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或者有违法所得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追回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和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向社会公布其违法行为，禁止其在3年内申报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第三十三条 科学技术等有关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给予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01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操作规程（银行、企业版）》及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下发《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操作规程（银行、企业版）》及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
汇发[2011]40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门、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的公告》（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1年第2号），自2011年12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进行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制度改革（以下简称贸易外汇改革）试点。为积极有序推进贸易外汇改革试点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自2011年12月1日起，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山东、湖北、浙江（不含宁波）、福建（不含厦门）省分局以及大连、青岛市分局所辖地区（以下简称试点地区）进行贸易外汇改革试点。试点地区银行、企业按照《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及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试点法规）办理贸易外汇收支，非试点地区按照现行规定办理贸易外汇收支。
为规范试点业务操作，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试点法规制定了《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操作规程（银行、企业版）》（以下简称《操作规程》，见附件1），自试点之日起施行。
二、 自试点之日起，试点地区银行暂停试点地区企业预付货款信息核对和录入及延期收款和延期付款注销登记等手续。非试点地区企业、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分支局（以下简称外汇局）仍按现行贸易信贷登记管理规定办理相关业务。
三、 试点期间，对于异地办理的贸易外汇收支业务，银行应当要求企业说明其名录及分类等情况，并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 试点地区的B、C类企业在非试点地区银行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企业应当到所在地外汇局逐笔登记，银行凭企业所在地外汇局出具的《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登记表》（以下简称《登记表》）办理。
试点地区的A类企业在非试点地区银行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银行应当按非试点地区现行出口收汇有关规定和A类进口企业适用措施办理。
对于不在“贸易外汇收支企业名录”内的试点地区企业，试点和非试点地区银行不得直接为其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业务。
（二） 非试点地区按照《货物贸易进口付汇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规定核定的B、C类进口企业和不在“进口单位付汇名录”内的进口企业，在试点地区银行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企业应当到所在地外汇局逐笔登记，银行凭企业所在地外汇局出具的《登记表》办理。
非试点地区的其他企业在试点地区银行办理贸易外汇收支业务的，银行应当按试点地区A类企业适用措施办理。
（三） 对于上述应凭《登记表》办理的业务，银行审核纸质《登记表》后，应在《登记表》上签注收付款金额、日期并加盖业务印章，无需登录相关系统核实或签注《登记表》电子信息。
（四） 试点地区企业在非试点地区银行办理贸易信贷业务时，非试点地区银行无需为其办理预付货款信息核对和录入及延期收款和延期付款注销登记等手续；非试点地区企业在试点地区银行办理贸易信贷业务时，试点地区银行应按照现行贸易信贷登记管理规定办理。
四、 自试点之日起，试点地区暂停使用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系统、中国电子口岸-进口付汇系统，上线运行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以下简称监测系统）。
五、 银行应认真学习贸易外汇改革相关政策，在试点前配合外汇局做好试点地区分支机构的培训工作，并按照以下要求做好监测系统的上线准备和系统接入工作：
（一）银行和企业用户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应用服务平台）访问监测系统，具体访问渠道为：
用户类型
网络连接方式
访问地址
银行
外部机构接入网
http://asone.safe:9101/asone/
企业
互联网
http://asone.safesvc.gov.cn/asone
（二）试点地区银行应于2011年11月7日至11月25日期间完成辖内银行网点的网络连通、客户端环境设置、用户管理、权限分配和访问测试等工作，确保办理货物贸易外汇业务的银行网点能够通过应用服务平台访问监测系统（银行版）。银行网络连通和系统访问设置的具体操作说明，详见《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银行版）访问设置手册》（见附件2）。
（三）截止2011年10月31日已办理金融机构标识码赋码的试点地区银行网点，未在应用服务平台开户的，自2011年11月7日起在应用服务平台自动开户并开通“货物贸易外汇网上业务”，此类银行网点应向其总行或通过其总行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获取业务管理员用户（ba）的初始密码；已在应用服务平台开户的，自2011年11月7日起自动开通“货物贸易外汇网上业务”，其业务管理员和业务操作员密码不变，其中已具有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银行版）访问权限的业务操作员自动获得监测系统（银行版）访问权限。
（四）2011年11月1日后办理金融机构标识码赋码的试点地区银行网点，如需办理货物贸易外汇业务，应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开通“货物贸易外汇网上业务”，并向其总行或通过其总行向国家外汇管理局获取业务管理员用户（ba）的初始密码。
（五）2011年12月1日应用服务平台自动撤销试点地区银行网点已有的贸易收付汇核查系统（银行版）访问权限。
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下属分支机构。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所辖地方性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在政策执行和监测系统推广过程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所在地外汇局反馈。
业务咨询电话： 010-68402546
监测系统支持电话： 010-68402214
银行网络连通咨询电话：010-68402022
应用服务平台咨询电话：010-68402141
特此通知。
附件：1.《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指引操作规程（银行、企业版）》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laws/pic/20111024090714484.doc
2.《货物贸易外汇检测系统（银行版）访问设置手册》
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laws/pic/20111024090723788.doc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关于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思考
郑磊
[内容提要] 宪法修改即修宪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宪法进行适当修改,是我国民主发展和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使现行宪法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确保社会发展，促进民主建设和实现宪政，通过修宪实现宪法变迁应是我们理性的选择，也是我们开启宪法时代，实现百年宪政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 修宪 民主 宪政 财产权 迁徙自由权 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解释制度
[作者简介] 郑磊 男 法律系学生
[通讯地址] 日照市曲阜师范大学日照校区经法学院法律系2001级法学班
[邮政编码] 276826
[联系电话] 0633—8711734
[电子信箱] zhenglei1314@163.com
一、修宪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第119页）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质要求：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他们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宪法权威的确立又有赖于宪法规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的动态和谐。宪法必须保持足够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频繁的行使修宪权和制宪权，就无法保持宪法的应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损害宪法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宪法的稳定性与宪法的权威不一样,后者是绝对的,而前者则只能是相对的。”[2]所以宪法规范又必须有适应性。“经验知识告诉我们，法必须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严，然后才会发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够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然后才会为人们所遵守。”[3]（第179页）换言之，即科学的宪法是宪法权威确定的前提。一部科学的宪法能够完整的反映人们的宪法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使宪法科学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改宪法。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宪法必须随着时间和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宪法不在变化中自变,就会因其不变而为社会所推翻。在这种情景下，更不能奢谈宪法权威和法治。[4]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尽管只有7条，但宪法修改的相关规定便占据一席之地。随后成文宪法国家就相继效仿。在《世界宪法大全》一书上册收录的各国共80余部宪法中,就有60余个国家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宪法修改的主体、修改范围和程序等问题。”[5]世界上几乎没有不被修改的宪法，“修宪”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强宪法的活力，维护宪法的权威，实现宪法价值，这也就是修宪的价值。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宪法修改机制并保障修宪权的恰当行使，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我国现代宪政建设的必然要求。
那么,什么是修宪呢？修宪,即宪法修改,是指在新的宪法产生后,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需要对宪法规范做出适当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修宪的对象是宪法规范,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变更宪法形式,如宪法规范的构成方式；另一方面是宪法规范的内容。宪法规范的内容可以通过修宪予以废除、改变或者增加。这也是当
今各国修宪的主要方面。从各国宪法创制实践看,修宪都以不改变原有宪法规范所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制度条件为限。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修宪”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从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国现行宪法颁布施行至今已20年了。在随后的实践中，在1988年、1993年、1999年，中国又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八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时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知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特别是八二年以来的三次修宪，使现行宪法更符合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核心精神，提高了宪法的权威，[6]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纵观这三次“修宪”，也有种种缺陷：其一，是修宪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三次修改共通过17条修正案，有11条约2/3涉及经济制度，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制度的完善关注不足；其二，是修改后的宪法规范仍纲领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7]因此，中国宪法中政策性内容过多是我国宪法频繁修改的一个原因。其三，修宪过于频繁，削弱了宪法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为它在司法实践中不断的被应用，不断的被认可和遵守。但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中，宪法却被人为地长期“虚置”，让它处在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多时候，人们几乎忘记了宪法的存在，忘记了自己本该享有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因此我们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宪法权威不高，作用有限。这固有宪法实体内容与现实不协调的原因，更关键的在于宪法运行实施的程序安排及不合法。这就是为什么在依法治国的文明社会的今天会有“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案，[8]会有“中国违宪审查第一悬案”的孙志刚案件，[9]还会有“不明不白被关十二年”的杨志杰案。[10]
宪法的精神和内容本身不允许宪法经常被修改。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国家的根本大法。”[11]宪法根本性质就在于它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它主要调整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实质上是人民授予政府权力的契约。没有稳定性和权威性，宪法难以为“宪”，契约也就无法保障，也就会出现无数个孙志刚案件。一部宪法一旦制定，靠它的权威性得以实施是第一位的，而权威性又需要稳定性来维护。怎么才能解决宪法为了追稳定性而产生的滞后性、保守性的矛盾呢？对此学者们的观点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探索、逐步深入的过程，我们不可能对今后社会发展做出全面的规划。因此目前只能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行宪法问题太多，小修小补无济于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如莫纪宏博士认为，应对现行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基于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精神和要求做全面、系统的修改，使宪法担负起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杨海坤教授则认为应该为全面修宪做好重复的理论准备。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现行宪法的零打碎敲式的修补，由于缺乏长期的通盘考虑，使人愈加感到宪法思路的杂乱无章，与其如此“还不如另起炉灶，缜密论证，尽快制定一部符合宪政要求的新宪法”。[12]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应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体制，充分发挥这一宪法变迁的优势。
我想，在“制宪”还不成熟的现在，广义的“修宪”是可行的。对于广义的“修宪”，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1）可改可不改的就不改，以维护宪法的稳定性。
（2）能通过实践本身解决的就让实践去解决。“如宪法司法化可以解决许多违宪的问题”。
（3）根据1982年宪法第67条明确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具有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13]启动至今尚未建立具体配套的操作程序和机制的宪法解释制度，在改革开放的精神指导下，对之加以扩大解释，“逐渐的将现行宪法关于宪法解释的规定制度化和具体化。”[14]在“修宪”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用宪法解释代替大部分“修宪”，以保障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4）如果宪法的规定妨碍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制约社会发展，在结合宪法解释及成熟的思想理论的条件下，可以部分修宪，条件成熟时可以全面修宪。
这四点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着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 。但在民主与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广义的“修宪”应该被人民所重视，并且广义的“修宪”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
二、关于我国修宪的设想。
修宪”是“宪法制定者或者是依宪法的规定享有宪法修改权的国家机关或其他特定的主题对宪法规范中不符合宪法指定者利益的内容加以变更的宪法创制活动。”[15]各国修宪的主体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国修宪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首要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我国的修宪体现了人民民主的要求。我国现行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常务委员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16]（第64条）这样规定就将宪法修改的合理性和现实性紧密结合起来，使我国“修宪”能够准确的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体现人民民主。
中国宪法内容庞杂，除了传统宪法所包括的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利两部分外，还有大部分关于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内容。八二宪法颁布至今，已经有过三次的部分修改，可修改的内容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而对于民主主体的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不足。我认为以后的重点应放在公民权利方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是宪政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17]（第2页）我国法学界针对现行宪法公民权利列举不足的缺陷,认为应该对公民的财产权、迁徙自由权、生命权、思想自由权、罢工权、环境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给予宪法保护。联系我国的基本法和我国对已加入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社会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诺的义务，我国宪法目前应该增添的公民权利只有迁徙自由权和生命权两项。对生命权的保护是基本的，在宪法中明示即可，而我国历来主张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更高层次的权利。根据理论准备的成熟程度并结合我国的生活实际，我认为公民基本权利中的财产权和迁徙自由权应成为以后“修宪”的重点。
第一，关于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完善。
现行宪法仅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就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做出了相关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同时还规定保护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第十一条第一款）、私营经济（1988年修正案第一条）以及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第十八条第一、二款）[18]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现行宪法之中有关私人财产权保障的规范体系也显示出明显的内在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保障对象的局限性，即基本上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的保障，也就是主要偏重于对公民生活资料的保障，而民间掌握的大量生产资料尚未得到合法地位，得不到宪法保护。
（2）规范体系的不完整性，体现在财产权保障规范仅仅由保障条款和制约条款构成，而缺少损害补偿条款。
（3）保障对象法律性质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有关公民财产权保障的规定，置于第一章总纲部分，融入宪法有关社会经济制度中。
这三方面同时构成了我国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的致命缺陷，所以在“修宪”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将财产权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加以保护。其次，在程序规范设计中，应遵从现代国家的通常做法。现在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的规范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的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制约条款和征用补偿条款。三层结构相辅相成，环环相扣，不可分割。我国的财产权宪法保护体系也应该含概这三部分内容。
第二，关于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2条规定看，迁徙自由包括国内迁徙自由、国际迁徙自由和归国自由。我国五四宪法也曾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但现行宪法取消了这一公民权利，主要是考虑到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不能为公民的迁徙提供充足的、可供自由选择的条件。实际上，我国国民经济已逐步发展壮大，类似孙志刚案件的层出不穷，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并且迁徙自由权本应就是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在民主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不应该漠视这一权利。（根据我国法理和宪政原则,以及惯常的司法实践,公民应当享有,而宪法没有规定的权利,公民不得享有。）[19]（第219页）在修宪规范设计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公民有迁徙自由，不得侵犯。
三、修宪是我国实现宪政的需要。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0]（第732页）
《宪法词典》认为，“宪政，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和法制的结合，构成政权的组织形式。”[21]（第351页）“没有宪法的存在是谈不上宪政的。”[22]（第90页）“宪政以宪法为起点”，“宪法是宪政的前提”[23]（第160页）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张友渔曾经对宪政概念作过精确的表述：“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有应享有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式。”[24]（第100页）宪政具体是干什么的呢？一方面是要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另一方面要制约公共权力，包括政党权力、立法、司法、行政权力都应受到制约。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若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5]（第154页）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制约公共权力，说到底就是要有一部科学的良法并赋予其绝对的权威，使宪法付诸司法实践。而在现行宪法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实现这两个方面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修宪”。
第一， 从理论上分析：“修宪”能加强宪法的正当性、确定性、功能性和调整性。而这也正是“现代宪政应当具有的四个基本内容：宪法的正当性、宪法的确定性、宪法的功能性和宪法的调整性。”[26]（第19页）
（1） 宪法的正当性是宪法的产生应有充分的理由，是正当的，符合一般正义原则的要求。宪法的正当性要求宪法必须是人民主权的产物，创制宪法的目的必须立足于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最大程度实现人民利益。宪法的正当性还应包括“制宪”的正当性和“修宪”的正当性。
（2） 宪法的确定性是指处于实践状态的宪法规范本身具有肯定的特征。内容模糊的宪法规范是无法予以实施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通过实施宪法来达到实现宪政的目的。我国现行宪法的确定性不是很完善，在全面“修宪”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部分“修宪”及启动宪法解释制度无疑是最好的途径。
（3）宪法的功能性是指宪法规范具有比较明晰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宪法规范应当是最基本的法律规范，任何普通的法律规范的产生，其内容必须以宪法规范的要求为前提，并不得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宪法规范必须在实践中能够对现实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发挥社会行为规范的调整作用。现代宪政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一切权力都是有限的，权利原则上是无限的。”（特殊限制除外）因此我们要通过“修宪”实现一个“有限政府”：“一个某些领域永远无权做出决定的政府；一个像普通公民一样手法和负责的政府；一个内部有分权和制衡制度的政府。”[27]因此政府职能和权利是有限的，只有这样宪法对国家权力以及其他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能够起到现实有效的调整作用。一个不能在实践中对一个国家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公民权利的实现起到现实的保护作用的宪法，是不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的。而要想符合现代宪政的基本要求也只有“修宪”。
（4）宪法的调整性，是指一个在实践中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起到现实的调整作用的宪法，必须具有与实施宪法要求相适应的监督、评价、调整和制裁手段。没有这些必要的实施宪法的调整手段，就无法对违宪事件加以违宪追究。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作为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违宪审查”，强调健全宪法监督机制，宪法解释机制，及时纠正一切违宪行为。因此，我们可以以当今“违宪审查”第一悬案为契机，激活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并同时推动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及宪法解释制度。
第二，从历史角度考虑,百年宪政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回顾历史，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我们以后“修宪”的重点也应放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上。这是因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程度是宪法转为宪政的关键，而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则是宪政的核心价值和指导思想。[28]但是中国百年宪政之路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从清末立宪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从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制定与实施，百年宪政，跌宕起伏。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经站在宪政的路口”[29]（第41页）但毕竟“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宪政仍然仅仅“是中国为其完全实现而为之奋斗的目标和理想”。[30]（第589页）宪政在中国一开始就是被作为一种富国强兵的工具而不是人们普遍的价值认同；[31]宪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而对宪政工具化的理解和接受，在亚洲国家中相当具有普遍性。[32]（第64页）这就是我们一直所走错的方向，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百年宪政之梦为什么还那么遥远！
以前文反复所提议的修宪以及今后修宪的重点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上，不仅是完善现行宪法的需要，也是在现行宪法的前提下实现我国宪政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