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暂不销毁敌伪司法档案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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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暂不销毁敌伪司法档案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暂不销毁敌伪司法档案问题的通知
1962年9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从我院和前司法部在1955年10月20日联合发出《关于抓紧清理敌伪司法档案并改善司法档案的管理工作的指示》以后，几年以来，各级地方人民法院，除逐步地健全和改善了自己的档案管理工作以外，同时还对在解放初期接收的敌伪司法档案，在清理之后，妥善地保管起来，说明各级人民法院对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是重视、认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根据最近收到的报告上看到，在战备地区的个别人民法院，已经出现了忽视这一指示擅自销毁敌伪司法档案的情况：例如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战备期间认为该院所保存的敌伪司法档案几经清理和复查已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并以案卷数量多不好转移等理由，将敌伪司法档案30061宗送造纸厂销毁。又如浙江省永康县人民法院以该院保管的敌伪民事档案用途不大，将民事卷宗18麻袋送往造纸厂，除发觉后追回两麻袋外，16麻袋卷宗已被销毁。我们认为，上述单位在事前不向党委请示和向上级法院报告即自行决定把这样大量的档案销毁，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有必要再向各级人民法院指出：对敌伪司法档案的处理和销毁，在中央领导机关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以前，各级人民法院不得擅自处理，仍须遵照本院和前司法部《关于抓紧清理敌伪司法档案并改善司法档案管理工作的指示》并参照1962年6月25日本院和国家档案局《关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销毁和处理敌伪司法档案的请示〉的批复》的精神，妥善保存。
各高级人民法院在收到这一通知后，请对本省（市、自治区）各级人民法院有无销毁档案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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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入户”抢劫及其罪的认定
闵涛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在城乡差距还比较大的形势下，乡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需进一步完善，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侵犯财产和人身权利的犯罪还是比较突出，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由于许多男子入城打工，家里留守妇女往往容易成为犯罪对象；在城市，流动人口、就业、物价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在相当时期内还比较尖锐，入户打劫、诈骗、盗窃、强奸等犯罪有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入户”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一在我国刑法中确定下来，对“入户抢劫”含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行为人承担完全不同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有“入户”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由于对“入户抢劫”的认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导致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及法定刑幅度上出现错误，因此本文想就审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与认定“入户抢劫”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入户”的定义。
对“入户抢劫”的认定，关键问题是对“户”的理解。目前理论上有几种观点：其一，“户”是指公民私人住宅，不包括其他场所。①其二，“户”是指固定场所，即以此为家的场所，如私人住宅及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宾馆房间及值班宿舍等临时住宅场所。②其三，“户”是指人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包括私人住宅以及宾馆房间、固定值班人员的宿舍等场所。③其四，“户”是指私人住宅，以及其他供人们生活、学习的建筑物，例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办共场所、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④《新华字典》把“户”解释为：（1）、一扇门；（2）、人家；（3）户口。⑤按该解释，“户”指“人家”，亦指住宅之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住宅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笔者认为，对“户”的理解应取严格的规定，但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主要包括公民的住宅及院落，我们通常居住的住宅就是“户”的典型。当中既包括作为公民财产的住宅，也包括公民租用的住房，公民为生活起居而自行搭建的违章房也应当认为是“户”而给予保护。
（二）公民由于便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居住的场所，具有相对流动与变动性的特点。主要包括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工人搭建的工棚、违章房、简易房等。这类情形，由于公民出于生存和维持生计而居住于该类场所，多数情况下属于迫不得已的弱势群体，法律应该保护他们在自己生活场所栖息的权利。
（三）由于便于生产经营的缘故，公民（如个体经营户）在其开办的小卖部、手工作坊、厂房、维修店等进行生产经营和生活起居的场所，在公民用于生活起居的期间应属于此列，但在生产经营期间对其进行抢劫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除此之外，寺院僧侣住所、学生宿舍、宾馆房间、公寓楼等处进行抢劫，在特定情况下也应该认定为“入户”，如某人及其家人长期生活和居住在其租住的旅馆内，此时该房间实际上已经具备家的特征，应转化为“户”。这是因为这些场所能满足人们生活、学习、休息的需要，并且与外界也是相对隔离的。为什么“入户”那能作为抢劫的从重情节，这主要是法律保护的客体决定的。贝卡里亚说，“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⑥法律为什么要给予公民之“户”更多的保护？其目的在于强化对人们在户内也即在家里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家在人们的观念中历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概念，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栖息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可以说，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家中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人们在家中都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还有何安全可言。人们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慌，以至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信赖丧失殆尽。因此，“入户”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对社会的信任感的打击是致命的。
另外，有些住所在特定情况下被入侵和犯罪仍然不能认定为具有“入户”情节的，该种情况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甲为拿回赌资，冲入乙家对正在进行着的赌博的参赌人员进行抢劫。此类情形乙家从形式上似乎具备“户”的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但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其实质已经转变为聚众赌博的场所，已不具备刑法上“户”的构成要件，且被抢劫的对象系参赌人员和赌资，而非针对乙及其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因此应不属于“入户抢劫”；其二，卖淫者甲自家进行卖淫活动，在卖淫期间，或卖淫事实还未完成期间遭受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这是因为此时甲的住所应视为卖淫场所，法律不应给予与一般公民住所同等的保护。但在甲日常生活起居期间实行抢劫，应视为“入户抢劫”。
二、“入户”抢劫的认定及构成条件。
“入户”犯罪的构成，必须受“入户”以及“犯罪”两者之间存在由牵连关系的限制，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应具备三个条件：入户前有无犯罪的意图、 “入户”行为是否危害公民“户”之安全与权利、有无抢劫的暴力、胁迫行为。入户抢劫应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情况，缺一不可。
其一，关于入户前有无犯罪意图，首先一个问题是，对“入户抢劫”的认定是否限定为行为人入户之前即有抢劫的故意。第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临时起意抢劫的，属于“户内抢劫”而非“入户抢劫”，其关键在于“入”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第二种观点持否定说，认为只要入户后实施了抢劫的行为，无论“入户”前有无抢劫的故意，均认为是入户-抢劫。还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户内抢劫是否认为入户抢劫，关键要看行为人入户是违法入户还是合法入户以及入户的动机。⑦第一种观点把入户抢劫仅限于为打劫而入户实行抢劫，范围比较狭窄，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二种观点，没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一切户内的抢劫都属于入户抢劫，显然范围过宽，不尽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关于入户抢劫的规定，其前提条件是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笔者认为这也有其本身的不足，从刑法将“入户”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的目的上看，其着重保护的是公民家居与住宅安全，保障公民安全感与信任感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犯罪行为人最初入户只是为了进行诈骗、强奸、猥亵等犯罪，但由于发生被识破、被钱财诱惑等改变犯罪意图的事由，进而实施抢劫行为，其危害结果往往是不亚于抱着抢劫的意图进行入户抢劫的，所以仅局限在行为人是否在入户前具备抢劫的意图作为主观上的认定是不够的。
其二，“入户”行为是否侵害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前面提到，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是公民信赖社会与法律的前提，是心灵的港湾。刑法之所以将“入户抢劫”明确规定为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目的在于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居住安全、人身安全，体现从严惩治严重危及公民居住安全、人身安全的抢劫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所谓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就是不引起公民心理恐慌的、担心家居生活安全以及住宅不被侵犯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照应《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罪向抢劫罪转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又阐明：行为人在入户盗窃时，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此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例如，行为人侵入他人住宅后正在或已经窃取了数额巨大的财物的情形下被主人发觉，继而为抗拒抓捕等原因当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种情况与典型的入户抢劫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并不认为对“当场”的理解只仅限于空间上的理解。一种情况，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倘若行为人盗窃未遂而被发现，继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抗拒抓捕，因其盗窃之未遂，故不应因此转化为抢劫，继而又转化为入户抢劫也是不尽合理的，因为此时行为人只是为抗拒抓捕，也未盗得财物，并没有相对严重地侵犯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如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与我国轻刑化发展相违背的，因此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另一种情况，行为人入户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而被发现，当场实施的并不是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逃跑，继而为逃跑而以暴力相威胁，虽行为人不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应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总的来说，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户内是认定“入户抢劫”的必备要件，故《解释》中的“当场”只能限定于在户内，但不仅限于被发现或实施盗窃行为的具体空间或时间。如行为人在被害人户内三楼盗窃，当逃至一楼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倘若行为人是在被追赶至户外时才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则不应以“入户抢劫”论处。
其三，有无抢劫的暴力行为。“入户抢劫”也是抢劫，“入户”只是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抢劫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暴力 ，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强制，其在多数场合下表现为极其危险、凶残的杀伤行为，以使对方完全丧失方抗能力，但有时也不一定要直接针对人体实施，对物使用有形力也是暴力。换言之，暴力要最终指向人，但是可以不直接针对人，几时是对物施加有形力，只要其能抑制被害人的意思、行动自由，这就是抢劫中的暴力。⑧虽然法律、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入户抢劫”的手段，暴力和胁迫的程度是否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呢？通说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此没有作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区分的进行看待：（1）当行为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并进入“户”后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对“户”内公民实施抢劫时，此时，应不必严格考察暴力和胁迫的程度如何，因为很难用具体标准确定暴力和胁迫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由于抢劫使结果犯，只要以当场是否强行取得财物作为既遂和未遂的界定即可；（2）但对于转化犯，通常分为改变犯罪意图和抗拒抓捕两种情况，前者如某小偷进入甲某家进行盗窃，当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或没有盗得财物被发现，转而改变犯罪意图进行抢劫，该种情形应视为与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无异；后者行为人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其目的往往是想继续控制已取得的财物，不让被害人或其他人夺回去或者抗拒抓捕而成功逃脱，此种情形转化为抢劫是无异的，但是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应考虑其使用的暴力、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当行为人的暴力或胁迫行为不以伤害被害人为目的，且在足以让自己逃脱抓捕或继续能够控制盗得的财物的范围内，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另外，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对入户抢劫中犯罪行为人的主体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实施入户抢劫的行为人往往是对被害人能造成心理上恐慌的人。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行为人的“入户”行为不能造成或者造成被害人心理恐慌的程度比较小的情况下，认定为抢劫是没有异议的，但认为“入户抢劫”还是值得商榷。如，行为人为甲某为乙的儿子，但非同其父乙一起居住，父子感情不太好。某天由于甲急需用钱，遂闯入其父母家并抢劫了其父母。在本案中，虽然甲入户抢劫了其父母，但由于其与被害人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因此其“入户”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慌最起码与陌生人不同，因此不应认定甲犯入户抢劫罪较为妥善。除此以外，由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特殊关系，对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对“入户抢劫”规定的微探。
“入户”抢劫与一般抢劫在刑罚上的区别是比较大的，前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两者在刑罚上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但由于现行刑法对此的规定仅限于抢劫与入户抢劫、盗窃与转化为入户抢劫之间，在认定上和危害性上的差距和区别远远没有在刑罚上的规定大，该规定难免有硬性之嫌。例如：甲乙二人合谋去某女性丙家抢劫财物。甲入室，乙在门口望风。甲在抢劫丙的手表时，丙哀求说手表对其很重要，请不要抢走，于是甲果真把手表放下，但是，甲责令丙脱去衣服，让其反转过身，对其进行猥亵，然后趁丙不备时顺手把手表偷走。后来，案发，甲乙落网。此案中，对甲乙犯罪行为的定性应如何，该怎么判？如按现行刑法对“入户抢劫”的规定，判决结果也许对乙的刑罚重于对甲的刑罚。理由：入户抢劫，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最低刑罚是10年有期徒刑。乙成立入户抢劫罪。（共犯，未遂）。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从轻或减轻。甲在抢劫时成立中止，中止犯应当减轻或免除。而甲后来实施的猥亵和盗窃教之入室抢劫都为轻罪。于是可能出现在对乙的刑罚高于甲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当作一个笑话一笑之，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对刑法关于“入户犯罪”的规定过于死板的注意。此处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不足：其一，在刑罚上，仅以实施“入户”与否作为判断是否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实有欠妥之处，对此应该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前提下，综合判处刑罚交较为科学；其二，将“入户” 仅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如上述案例中的丙的人身权利。笔者认为，“入户”侵犯的是被害人对家的安全感，应同样适用于强奸、猥亵、故意伤害等犯罪。以强奸为例，如女性在家中被 “入户”强奸，我们可以发现，“入户”的强奸犯罪对公民、对家庭的影响更强烈，如果不将“入户”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将不利于保护女性及其家人的切身权利，也不利于打击入户强奸女性的犯罪。
公民的人身与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心灵上对家的安全感也应受到保护。“入户”作为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必须承认抢劫与入户抢劫的刑罚上的区别的较大的，因此真正要保障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权利，必须正确认识“入户抢劫”的含义，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参考文献】
[1]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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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振想、林维：《论劫罪特别类型研究》，载《人民检察》1999年的1期。
[4]肖中华：《论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律科学》1998年的5期。
[5]《新华字典》，人民出版社。
[6]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第二版。
[7]李肯：《准确认定入户抢劫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载《法制日报》1998年7月11日。
[8]「日」大冢仁：《刑法概论？各论》，3版，东京有斐阁。
[9]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10]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闵涛
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在城乡差距还比较大的形势下，乡镇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需进一步完善，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侵犯财产和人身权利的犯罪还是比较突出，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由于许多男子入城打工，家里留守妇女往往容易成为犯罪对象；在城市，流动人口、就业、物价高涨、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在相当时期内还比较尖锐，入户打劫、诈骗、盗窃、强奸等犯罪有了明显上升的趋势。“入户”作为抢劫罪的加重处罚情形之一在我国刑法中确定下来，对“入户抢劫”含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行为人承担完全不同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有“入户”情形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法院由于对“入户抢劫”的认识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导致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法律及法定刑幅度上出现错误，因此本文想就审判实践中应如何理解与认定“入户抢劫”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入户”的定义。
对“入户抢劫”的认定，关键问题是对“户”的理解。目前理论上有几种观点：其一，“户”是指公民私人住宅，不包括其他场所。①其二，“户”是指固定场所，即以此为家的场所，如私人住宅及学生宿舍等，但不包括宾馆房间及值班宿舍等临时住宅场所。②其三，“户”是指人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包括私人住宅以及宾馆房间、固定值班人员的宿舍等场所。③其四，“户”是指私人住宅，以及其他供人们生活、学习的建筑物，例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办共场所、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④《新华字典》把“户”解释为：（1）、一扇门；（2）、人家；（3）户口。⑤按该解释，“户”指“人家”，亦指住宅之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住宅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笔者认为，对“户”的理解应取严格的规定，但应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主要包括公民的住宅及院落，我们通常居住的住宅就是“户”的典型。当中既包括作为公民财产的住宅，也包括公民租用的住房，公民为生活起居而自行搭建的违章房也应当认为是“户”而给予保护。
（二）公民由于便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而居住的场所，具有相对流动与变动性的特点。主要包括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工人搭建的工棚、违章房、简易房等。这类情形，由于公民出于生存和维持生计而居住于该类场所，多数情况下属于迫不得已的弱势群体，法律应该保护他们在自己生活场所栖息的权利。
（三）由于便于生产经营的缘故，公民（如个体经营户）在其开办的小卖部、手工作坊、厂房、维修店等进行生产经营和生活起居的场所，在公民用于生活起居的期间应属于此列，但在生产经营期间对其进行抢劫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除此之外，寺院僧侣住所、学生宿舍、宾馆房间、公寓楼等处进行抢劫，在特定情况下也应该认定为“入户”，如某人及其家人长期生活和居住在其租住的旅馆内，此时该房间实际上已经具备家的特征，应转化为“户”。这是因为这些场所能满足人们生活、学习、休息的需要，并且与外界也是相对隔离的。为什么“入户”那能作为抢劫的从重情节，这主要是法律保护的客体决定的。贝卡里亚说，“什么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尺，即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⑥法律为什么要给予公民之“户”更多的保护？其目的在于强化对人们在户内也即在家里这一特定环境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法律保护。家在人们的观念中历来就是一个很温馨的概念，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栖息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可以说，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家中人身和财产都得不到有效保障，人们在家中都没有安全感的话，那么整个社会还有何安全可言。人们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安全感，将产生巨大的心理恐慌，以至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的信赖丧失殆尽。因此，“入户”犯罪对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对社会的信任感的打击是致命的。
另外，有些住所在特定情况下被入侵和犯罪仍然不能认定为具有“入户”情节的，该种情况可分为两种情形：其一，甲为拿回赌资，冲入乙家对正在进行着的赌博的参赌人员进行抢劫。此类情形乙家从形式上似乎具备“户”的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但在当时特定条件下，其实质已经转变为聚众赌博的场所，已不具备刑法上“户”的构成要件，且被抢劫的对象系参赌人员和赌资，而非针对乙及其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因此应不属于“入户抢劫”；其二，卖淫者甲自家进行卖淫活动，在卖淫期间，或卖淫事实还未完成期间遭受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这是因为此时甲的住所应视为卖淫场所，法律不应给予与一般公民住所同等的保护。但在甲日常生活起居期间实行抢劫，应视为“入户抢劫”。
二、“入户”抢劫的认定及构成条件。
“入户”犯罪的构成，必须受“入户”以及“犯罪”两者之间存在由牵连关系的限制，可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笔者认为，总的来说，应具备三个条件：入户前有无犯罪的意图、 “入户”行为是否危害公民“户”之安全与权利、有无抢劫的暴力、胁迫行为。入户抢劫应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情况，缺一不可。
其一，关于入户前有无犯罪意图，首先一个问题是，对“入户抢劫”的认定是否限定为行为人入户之前即有抢劫的故意。第一种观点持肯定说，认为临时起意抢劫的，属于“户内抢劫”而非“入户抢劫”，其关键在于“入”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第二种观点持否定说，认为只要入户后实施了抢劫的行为，无论“入户”前有无抢劫的故意，均认为是入户-抢劫。还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户内抢劫是否认为入户抢劫，关键要看行为人入户是违法入户还是合法入户以及入户的动机。⑦第一种观点把入户抢劫仅限于为打劫而入户实行抢劫，范围比较狭窄，不利于充分保护公民的权利；第二种观点，没有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一切户内的抢劫都属于入户抢劫，显然范围过宽，不尽合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关于入户抢劫的规定，其前提条件是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笔者认为这也有其本身的不足，从刑法将“入户”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的目的上看，其着重保护的是公民家居与住宅安全，保障公民安全感与信任感的最后一道防线。假如犯罪行为人最初入户只是为了进行诈骗、强奸、猥亵等犯罪，但由于发生被识破、被钱财诱惑等改变犯罪意图的事由，进而实施抢劫行为，其危害结果往往是不亚于抱着抢劫的意图进行入户抢劫的，所以仅局限在行为人是否在入户前具备抢劫的意图作为主观上的认定是不够的。
其二，“入户”行为是否侵害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前面提到，家是人们最基本的、最为依赖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是公民信赖社会与法律的前提，是心灵的港湾。刑法之所以将“入户抢劫”明确规定为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目的在于更加有力地保护公民的居住安全、人身安全，体现从严惩治严重危及公民居住安全、人身安全的抢劫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公民住宅不可侵犯。所谓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就是不引起公民心理恐慌的、担心家居生活安全以及住宅不被侵犯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照应《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盗窃罪向抢劫罪转化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中又阐明：行为人在入户盗窃时，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此规定是比较合理的，例如，行为人侵入他人住宅后正在或已经窃取了数额巨大的财物的情形下被主人发觉，继而为抗拒抓捕等原因当场对被害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这种情况与典型的入户抢劫行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并不认为对“当场”的理解只仅限于空间上的理解。一种情况，盗窃罪属于结果犯，倘若行为人盗窃未遂而被发现，继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抗拒抓捕，因其盗窃之未遂，故不应因此转化为抢劫，继而又转化为入户抢劫也是不尽合理的，因为此时行为人只是为抗拒抓捕，也未盗得财物，并没有相对严重地侵犯公民“户”之安全与利益，如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与我国轻刑化发展相违背的，因此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另一种情况，行为人入户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而被发现，当场实施的并不是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而是逃跑，继而为逃跑而以暴力相威胁，虽行为人不是“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应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认为，总的来说，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发生在户内是认定“入户抢劫”的必备要件，故《解释》中的“当场”只能限定于在户内，但不仅限于被发现或实施盗窃行为的具体空间或时间。如行为人在被害人户内三楼盗窃，当逃至一楼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也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倘若行为人是在被追赶至户外时才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则不应以“入户抢劫”论处。
其三，有无抢劫的暴力行为。“入户抢劫”也是抢劫，“入户”只是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抢劫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令被害人不能抗拒的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暴力 ，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的身体实施打击或强制，其在多数场合下表现为极其危险、凶残的杀伤行为，以使对方完全丧失方抗能力，但有时也不一定要直接针对人体实施，对物使用有形力也是暴力。换言之，暴力要最终指向人，但是可以不直接针对人，几时是对物施加有形力，只要其能抑制被害人的意思、行动自由，这就是抢劫中的暴力。⑧虽然法律、法学理论以及司法实践没有作明确的规定，但作为“入户抢劫”的手段，暴力和胁迫的程度是否要达到相当的程度呢？通说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对此没有作出相关的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应区分的进行看待：（1）当行为人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并进入“户”后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对“户”内公民实施抢劫时，此时，应不必严格考察暴力和胁迫的程度如何，因为很难用具体标准确定暴力和胁迫是否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能抗拒的程度，由于抢劫使结果犯，只要以当场是否强行取得财物作为既遂和未遂的界定即可；（2）但对于转化犯，通常分为改变犯罪意图和抗拒抓捕两种情况，前者如某小偷进入甲某家进行盗窃，当盗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后或没有盗得财物被发现，转而改变犯罪意图进行抢劫，该种情形应视为与为实施抢劫行为而入户抢劫无异；后者行为人以暴力或暴力威胁，其目的往往是想继续控制已取得的财物，不让被害人或其他人夺回去或者抗拒抓捕而成功逃脱，此种情形转化为抢劫是无异的，但是认定为“入户抢劫”则应考虑其使用的暴力、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是相当重要的。当行为人的暴力或胁迫行为不以伤害被害人为目的，且在足以让自己逃脱抓捕或继续能够控制盗得的财物的范围内，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则不应视为“入户抢劫”。
另外，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对入户抢劫中犯罪行为人的主体也是有一定要求的，实施入户抢劫的行为人往往是对被害人能造成心理上恐慌的人。从这个层面上说，如果行为人的“入户”行为不能造成或者造成被害人心理恐慌的程度比较小的情况下，认定为抢劫是没有异议的，但认为“入户抢劫”还是值得商榷。如，行为人为甲某为乙的儿子，但非同其父乙一起居住，父子感情不太好。某天由于甲急需用钱，遂闯入其父母家并抢劫了其父母。在本案中，虽然甲入户抢劫了其父母，但由于其与被害人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因此其“入户”的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心理恐慌最起码与陌生人不同，因此不应认定甲犯入户抢劫罪较为妥善。除此以外，由于行为人与被害人的特殊关系，对是否构成入户抢劫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对“入户抢劫”规定的微探。
“入户”抢劫与一般抢劫在刑罚上的区别是比较大的，前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可见两者在刑罚上的区分是相当明确的，但由于现行刑法对此的规定仅限于抢劫与入户抢劫、盗窃与转化为入户抢劫之间，在认定上和危害性上的差距和区别远远没有在刑罚上的规定大，该规定难免有硬性之嫌。例如：甲乙二人合谋去某女性丙家抢劫财物。甲入室，乙在门口望风。甲在抢劫丙的手表时，丙哀求说手表对其很重要，请不要抢走，于是甲果真把手表放下，但是，甲责令丙脱去衣服，让其反转过身，对其进行猥亵，然后趁丙不备时顺手把手表偷走。后来，案发，甲乙落网。此案中，对甲乙犯罪行为的定性应如何，该怎么判？如按现行刑法对“入户抢劫”的规定，判决结果也许对乙的刑罚重于对甲的刑罚。理由：入户抢劫，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最低刑罚是10年有期徒刑。乙成立入户抢劫罪。（共犯，未遂）。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从轻或减轻。甲在抢劫时成立中止，中止犯应当减轻或免除。而甲后来实施的猥亵和盗窃教之入室抢劫都为轻罪。于是可能出现在对乙的刑罚高于甲的情形。这也许可以当作一个笑话一笑之，但是却可以引起我们对刑法关于“入户犯罪”的规定过于死板的注意。此处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个不足：其一，在刑罚上，仅以实施“入户”与否作为判断是否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标准，实有欠妥之处，对此应该考虑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前提下，综合判处刑罚交较为科学；其二，将“入户” 仅作为抢劫的加重情节也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如上述案例中的丙的人身权利。笔者认为，“入户”侵犯的是被害人对家的安全感，应同样适用于强奸、猥亵、故意伤害等犯罪。以强奸为例，如女性在家中被 “入户”强奸，我们可以发现，“入户”的强奸犯罪对公民、对家庭的影响更强烈，如果不将“入户”作为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将不利于保护女性及其家人的切身权利，也不利于打击入户强奸女性的犯罪。
公民的人身与私人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公民心灵上对家的安全感也应受到保护。“入户”作为抢劫的刑罚加重情节是科学的、合理的，但是必须承认抢劫与入户抢劫的刑罚上的区别的较大的，因此真正要保障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人的权利，必须正确认识“入户抢劫”的含义，正确把握两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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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废论之我见
王文婷
死刑存废之争，自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问世以来，已历经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已由一个法律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学、哲学的高度。面对前人浩瀚的学术成果和精辟入理的论证，我方才知道自己有如井底之蛙。我只能靠着满腔的热诚，用最浅显的文字写下最真实的看法。
一
毫无疑问，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趋势。截止到2000年10月，全世界彻底废除死刑的国家达78个，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达37个，仅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有10个。与之相比，目前仅71个国家仍保留死刑①。但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废除死刑的道路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前苏联三次废除死刑又三次恢复，菲律宾、意大利、瑞士等均出现了死刑反复存废的问题。死刑存废的反复暗示着“死刑保留论”顽强的生命力。可以说，废除死刑任重而道远。
死刑存废论的分歧，实质是传统刑罚报应论和预防论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冲突的结果。我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之一，大多数学者提出折衷的“死刑限制论”，作为我国刑罚发展的目标。“死刑限制论”以我国刑法对死刑对象的限制，死刑复核程序等为内容，基于死刑保留论的一系列观点，强调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
“死刑限制论”一直以来是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废除论”目前似乎还没有得到大范围的认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积淀，以及目前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决定了中国目前无法全面废除死刑。但“不能废除”不等于“不应废除”，前者强调实然性，后者强调应然性。如果将“死刑限制论”作为死刑发展的最高境界，那是人道主义的悲哀，更是文明社会进步的障碍。
二
死刑保留论的理论基础是刑罚“报应论”。笔者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以“报应论”作为死刑保留的最大理由已明显不合时宜。诚然，从奴隶社会野蛮的同态复仇，直至今日我们宣扬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刑罚已从“报复”转向“报应”为目的。前者强调对违法者个人的制裁，是“刑罚与犯罪在损害形态上的等同与对称”②；后者强调对社会大众的预防监督，是“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的轻重的等比对称③”。报应论已成为死刑保留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报应可谓社会对于犯罪人为恶的反应，以刑罚来报应犯罪，因刑罚的痛苦来平衡犯罪的恶害，一方面可以实现正义的心理，另一方面则可以增强伦理的力量，以建立社会赖以生存的法的秩序。④”但是，无论报应论多么完美，只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而非死刑的正当性。因为目的正当并不一定表示手段的正当。况且报应犯罪的途径不只死刑一种，无期徒刑同样可以达到报应犯罪的目的。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必须的，符合报应论，但死刑犹如“过犹不及”，除了满足受害人的私愤外毫无意义。
当然，有些学者强调报应的“等价性”，即犯罪者失去的利益应不小于所侵害的利益，以此论证“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是不可取的。如若以此为据，一味强调报应的“等价”，那么现在的自由刑似乎只使用于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强奸犯是否必须处以宫刑？诈骗犯是否只需交纳罚金？很明显，与同态复仇相比，等价报应论确实进步了许多，但在一个文明与人道的社会中，“杀人偿命”仍是落后与野蛮的标志。无论在人们的观念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等价报应”所提倡的“不小于”常被理解为“大于”而非“等于”。我国对经济类犯罪仍保留死刑就是最好的例证。退一步来说，对一些诸如杀人罪的自然犯而言，死刑似乎是等价的报应，但其实质是以一个家庭的痛苦来换取另一个家庭的不幸，结果是两个家庭的悲哀。这里的“等价”是心理痛苦程度的等价，而非刑罚轻重的等价。其结果往往是两个家庭的悲剧——这就是我们自豪的文明社会？
黑格尔从社会契约论角度进一步阐述了“等价报应论”。他说：“犯人行动中所包含的不仅是犯罪的概念，即犯罪自在自为的理性方面——这一方面国家应主张其有效，不问个人有没有表示同意，——而且是形式的合理性，即单个人的希求。刑罚既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重他的理性的存在。⑤”按照他的说法，死刑是犯罪者自己的意愿，所有的痛苦是犯罪者自己选择所得。从逻辑上看，这样的推论是完美的。但从现实上看，很少有犯罪者完成犯罪行为后等待就擒，绝大部分都尽其所能逃脱执法人员的追捕。也就是说，犯罪者即便知道自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但犯罪时无一不寄希望于逃脱这种制裁。因为时效制度的存在，只要脱逃成功，到时便可逍遥法外。刑罚的不必然性，成为犯罪分子的赌注。他的“理性的存在”就是钻法律的空子，而非甘愿接受刑罚的处罚。由此，黑格尔的说法仅是破案率为100%的理想社会的推论，只要刑罚存在不必然性或不及时性，逃脱法律制裁永远是犯罪者的自由意志。刑罚的不必然性越高，刑罚的严厉程度就越大——即刑罚的严厉程度与刑法到达的必然性成反比，而后者与执法机关的尽职与否有直接联系。因此可以推论：犯罪分子所接受刑罚的严厉程度，实际上取决于执法机关破案率的高低。这样的结论显然是荒谬的，但不可否认，在一些破案率低的地区，一旦抓获犯罪分子，便希望通过最严厉的刑罚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同样的犯罪行为，同样的社会危害性，却可能因当地破案率的不同遭受“生”与“死”的差别待遇。犯罪者的生命成为树立司法权威的代价，这种“代价”违背社会契约论的平等与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更违背法律正义的终极价值。
在报应论的基础上，以史蒂芬、加洛法罗为代表的死刑保留论者提出“预防论”作为保留死刑的最大理由。笔者认为预防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一般情况下，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远远高于对其他事物的恐惧。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逃避，是人类的本能与天性。因为恐惧程度看似与威慑力成正比，因此得出结论：死刑具有最大的威慑功能。暂且不论这样的三段论推理是否必然成立，事实告诉我们：“严打”以来，适用死刑的人数增多，执行死刑的人数也增多，而重大刑事犯罪仍呈有增无减的趋势；历史告诉我们：明太祖朱元璋“欲杀尽天下之贪官，奈何朝杀而暮犯！”。死刑所谓的“最大威慑力”只是学者的推论，在事实面前，这种威慑力不断弱化。对于那些义愤杀人，或为信仰而犯罪的人而言，死刑的威慑力毫无价值可言。退一步来讲，200多年来无数学者为了回答死刑与无期徒刑相比，威慑力孰轻孰重的问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直至今日，仍没有权威机构能够给予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既然我们无法证明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那么死刑的存在无合理性可言。同时，死刑的威慑力一旦没能起到抑制犯罪的作用，这种威慑力往往成为其他犯罪行。为的诱因。犯罪者实施犯罪行为后，因惧怕死刑杀人灭口的例子不在少数——这是死刑无法推卸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死刑成为犯罪分子杀人的帮凶。
“死刑限制论”相比“死刑保留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民主文明的进步，但它仍然有悖于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死刑是野蛮之刑，是践踏人权之刑。其野蛮与残酷不仅体现在行刑的一刹那，恐惧与绝望从判决开始便在死刑犯心中扎下了根，悲哀与无奈从判决开始便与死刑犯的家庭如影相随，更可怕的是，它们不会随着行刑的结束而消失。死刑对于心灵与精神上的折磨远比加在肉体上的痛苦来的大。肉体的痛苦是暂时的，只须一人承受，而精神的折磨却须由无辜的家属来承受，并且永生难以磨灭。死刑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权为手段，使犯罪者完全丧失了人格权，即完全否认了他人为人的权利。而无期徒刑至少保留了犯罪分子的人格权。因为死刑本身就是不人道的刑罚，所以无论“死刑限制论”限制的多么严密，都始终违背人道主义的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作为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强调“犯罪危害性之大小，是决定刑罚轻重的重要依据，犯多大的罪就处多重的刑，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⑥”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严重的犯罪行为如果不判处死刑，就是违背了“罪刑相当原则”。其实不然。罪刑相当原则要求的是“罪”与“刑”在惩罚程度上阶梯形的对应，对于最严重的犯罪只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就符合该原则的要求。一旦废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就成为最严厉的刑罚，将最严厉的刑罚分配于最严重的犯罪，完全符合罪刑相当原则，更符合“分配的正义”这一法的最终理念。
三
综上，笔者认为死刑的废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实际废除死刑，无期徒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从无期徒刑减刑至有期徒刑20年的条件，适当提高无期徒刑的威慑力。我国虽然有无期徒刑这一档刑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期徒刑“有期化”已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那些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经历了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后活跃于社会中的事实。本着既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又要适当考虑人民群众的感情的原则，笔者认为严格限制无期徒刑减刑的条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一些学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指出：无期徒刑消耗的国家财政远比执行死刑的成本高出许多，以此论证死刑是最“经济”，最“实惠”的刑罚。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社会已步入二十一世纪，将人的价值与经济利益权衡的观念早已为人道主义所摒弃。人的生命的价值重于整个地球的价值。国家如果出于纯经济利益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者，这样的社会是极不负责任的。
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表明，长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从未给人道主义提供萌芽的机会，人文关怀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未得到重视。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部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人道主义、人文关怀逐渐受到大家的关注。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从小部分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入手，在部分地区尝试从实践中不执行死刑，这种尝试从经济犯罪领域内开始最为合适。我国目前无法完全废除死刑，不仅因为经济的原因，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社会精神文明发展滞后，对人类理性和良知的思考明显少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探讨。中国废除死刑之路，到了迈出坚定的第一步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①参见杨春洗、张庆方：《世界范围内的死刑存废现状和中国的死刑问题》。
②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③参见胡云腾著：《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5页。
④参见杨世云、窦希琨著：《比较监狱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⑤参见（德）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6页-157页
⑥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